《纽约客》特稿丨通过亿万富翁税的斗争

The Battle to Pass a Billionaire Tax

多数民主党选民表示支持征收财富税，但加州的一项公民投票倡议却面临众多自由派反对者。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6 年 10 月 12 日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作者：Nicholas Lemann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的特约撰稿人和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归来：三个世纪的寻家之旅》（2026 年 3 月出版）。

许多民主党政治家和一些工会领袖反对这项税收，这将是全国首例此类税收。 插图：Cleon Peterson

不久前，硅谷还曾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民主党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硅谷的起源在于为企业和军方开发电子设备；然而，随着半个世纪前个人电脑时代的到来，它逐渐融入了反建制的嬉皮文化语汇。颇具意味的是，早期互联网的一部经典文献——《网络空间独立宣言》——正是由“感恩而死”乐队的词作者约翰·佩里·巴洛所撰写。一时间，个人电脑、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网络似乎都成了个人解放与草根政治赋权的载体。在硅谷达到鼎盛时期之际，两位民主党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纷纷以亲技术的未来主义者自居，而硅谷也积极支持他们的竞选，并为两届政府的团队建设出力。

时移世易。对许多居住在硅谷的人来说，这里已从昔日的白领天堂，沦为高压工作与高不可攀的生活成本并存的重灾区。那些曾以自由派自居的科技巨头们，如今也西装革履、一丝不苟地列队登上唐纳德·特朗普第二次就职典礼的主席台。埃隆·马斯克——这位让美国民众初识电动汽车的传奇人物——在2025年的头几个月里，竟成了联邦政府内部的一名“破坏者”。今年早些时候，他更成为全球首位身家突破万亿美元的人。8月，Meta公司的马克·扎克伯格在一项涉及其社交网络对儿童和青少年造成伤害的诉讼中，与美国47个州及联邦政府达成和解，和解金额高达170亿美元。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两党候选人纷纷发起竞选活动，反对兴建为人工智能热潮提供算力的数据中心——而这又成为引发公众对大型科技企业普遍焦虑的另一大根源。

我最近在伍德赛德的一家餐厅里见到了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家布鲁斯·凯恩。伍德赛德是个风景宜人的小镇，离那些科技公司的总部不远，那里的房屋中位价约为四百万美元。“加州曾与科技公司有过一段‘热恋’，”他告诉我，“不只是史蒂夫·乔布斯，还有马斯克——人们都迷上了特斯拉。当时有一种浪漫的信念：这些企业会造福社会，只要我们取消所有规制，就能打造出一个万事皆臻于完美的新社会。那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也让人觉得可以一边赚钱、一边行善。然而过去五年来，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这种模式行不通。我认识的开特斯拉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到羞愧。”

凯恩接着说道：“那些遭到背叛的人们会怎样呢？他们会愤怒。”这种幻灭感的一个后果是，加州民众将于11月3日就第40号提案进行投票；这是一项旨在对亿万富翁征收一次性5%财富税的公民倡议，其主要目标显然指向硅谷的高管们。倘若该提案获得通过并付诸实施——尽管这一前景远未确定——这将是美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对极富人群的整体资产而非收入征税。提案发起人估算，这项税收将仅针对约两百名纳税人，并为州政府带来一千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今年的加州选情总体较为平淡：民主党人哈维尔·贝塞拉在州长竞选中稳操胜券，全州五十两个联邦众议员选区中仅有三个具有竞争性；然而，第40号提案却是个引人注目的例外。这场博弈很可能成为今年最昂贵的政治角力之一，反对该提案的支出已高达数亿美元。包括彼得·蒂尔以及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在内的多位加州知名科技界亿万富翁，已因预期第40号提案而陆续离开加州，并警告称，许多同行也将随之迁出。这场竞选或许正是多年来日益高涨的左翼民粹主义思潮最为纯粹的政策体现，并且近来已开始带来更多选举胜利。同时，它也将使财富税议题在2028年总统大选中变得无法回避——届时，Anthropic与OpenAI很可能均已上市，从而催生一批备受瞩目的新晋亿万富翁。上月，六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发表联合声明，支持第40号提案，称其“很可能会被视为民主与寡头政治之间较量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政治领域，强大的力量往往需要时间积蓄，但某些具体事件却可能突如其来、出人意料。两年前，几乎没有人预料到“40号提案”的出现；如今，它已然落地，成了一团庞大而棘手的乱局。尽管该提案的发起人戴夫·里根是某工会的主席，但劳工运动内部对此举的态度却分歧严重。支持这项倡议的民主党民选官员寥寥无几，共和党方面则全然未表立场。处于任期限制且被视为潜在总统候选人的州长加文·纽森更是坚决反对。此外，那些正考虑于2028年竞选总统的其他民主党人，恐怕也正紧张地关注着“40号提案”这一幕剧的发展走向。多数民主党选民表示支持对亿万富翁征收更高税负。然而，以加州为例，一旦推出财富税方案，势必会疏远那些曾为民主党在部分选战中抗衡共和党提供关键助力的科技界捐赠者。眼下，似乎并无明显出路可解此困局。

人们常把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为第二个“镀金时代”。在第一个“镀金时代”——这一术语由马克·吐温与查尔斯·达德利·华纳首创，用以形容南北战争后工业财富的迅速崛起——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国家政府规模极为有限，税收也极低。1879年，一位名叫亨利·乔治的社会改革家出版了一本名为《进步与贫困》的著作，主张通过以单一的土地税取代所有现行税种来纠正那个时代的种种弊端；而在当时，土地正是最主要的财富形式之一。该书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仅在美国便售出三百万册，仅次于《圣经》，而全球销量更是其两倍。在英国，《进步与贫困》的畅销程度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的作品。1886年，乔治还竞选纽约市市长，获得了30%的选票，最终排名领先于年轻的西奥多·罗斯福。

国会并未开征财富税，而是在1894年通过了全国所得税法，但最高法院裁定该法案违宪。（宪法第一条中有一项条款规定：“直接税应按各州人口数在本联邦内各州之间予以分配”，而法院据此解读为：禁止由联邦政府而非各州对个人征税。）要确立联邦所得税制度，必须修宪；第十六修正案于1913年获得批准，正值进步主义时代鼎盛时期。“就联邦政府的运作而言，第十六修正案堪称美国建国第二个世纪以来宪法文本所经历的最为重大的变革，”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马克·彼得森在其新著《美国宪法的制定与变迁》中写道。这一修正案将经济权力从各州政府转移到华盛顿，并开辟了一条稳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从而为进步主义者所憧憬的联邦政府扩张提供了资金保障——既包括旨在约束企业过度行为的监管机构，也包括面向老年人和贫困群体的社会福利项目。

然而，推动联邦税收设立的，并不仅仅是扩张政府的意愿；更直接的动因，是希望让那些坐享租金的富人不再那么富有。西奥多·罗斯福在1910年的一次演讲中——当时他正准备竞选第三任总统——曾明确指出：“任何人不应获得一美元，除非这笔钱是通过正当劳动赚取的。每一笔收入都应当体现等值的服务付出——不是靠炒股投机，而是实实在在的劳动与贡献。真正巨大的财富、过度膨胀的财富，仅凭其规模之大，便已呈现出一种质的差异，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程度上，都迥异于那些家资相对有限者所拥有的财富。”早期联邦所得税的效果，与财产税颇为相似：起初，只有占家庭总数前2%的高收入群体需要缴纳该税，而他们相当一部分收入并非来自劳动，而是源自其财富——以股票股息等形式获得。1916年，即该税开征三年后，美国国会又设立了联邦遗产税——实质上是对父母向子女转移财富征收的一种税。

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税收不断攀升，政府规模也随之扩张。然而，这一趋势在1978年随着加州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民投票倡议——第13号提案——发生了逆转；该提案大幅限制了财产税。时任前州长的罗纳德·里根在数年后重返政坛，敏锐地捕捉到减税这一理念，并将其作为其1980年总统竞选的核心主张。他入主白宫后，开创了一项传统：历任共和党总统上任伊始都会推行幅度可观的所得税削减措施。此后的数十年间，美国国会又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遗产税的重大减免政策。多年来，民主党候选人一直担心被指责有意增税。

在本世纪，财富高度集中、经济不安全感加剧以及民粹主义情绪的兴起，已然改变了社会氛围。早在1959年，经济学家罗伯特·兰普曼便进行了被认为是美国首次对财富分配进行精确测算的研究之一。他发现，六年前，占成年人口不到1%的最富裕群体——即资产至少达6万美元的人群——所拥有的财富已占全国财富的24%，而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这一比重曾大幅下降。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再度加速，最富裕1%人群所掌握的资产规模急剧攀升。如今，这一群体——其净资产超过1,100万美元——已掌控全国财富的32%。仅最顶层的0.1%就持有全国财富的15%，总额高达28万亿美元。

始于2011年的“占领运动”将矛头直指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一的顶层群体。两年后，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唯有开征财富税并大幅提高最高边际所得税率，方能遏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2016年，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凭借对收入与财富不平等问题的持续强调，与希拉里·克林顿展开激烈角逐，令民主党建制派大为震惊。2018年，与皮凯蒂关系密切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埃曼纽埃尔·萨埃兹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以及前伯克利法学院教授戴维·加梅奇，开始与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合作，为其2020年总统竞选拟定一项财富税方案：对所有个人财富超过五千万美元的部分征收年税率2%。不久之后，再次参选总统的桑德斯也提出了自己的版本，将征税门槛设定得更低，为一千六百万美元。

这些主张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它们属于财富税，还在于其征税范围被限定为极少数超级富豪，这正是基于巨额财富尤其是硅谷地区财富的迅猛增长这一现实。许多新晋亿万富翁之所以几乎无需缴纳所得税，是因为从技术上讲，他们的薪酬微乎其微：佩奇和布林的年薪都只有一美元。他们持有的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股票，只有在出售时才会被课税；而他们还可以以这些持股为抵押借款，这笔资金同样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亿万富翁们财富的爆炸式增长，使政府仅对其征收新税便能大幅增加财政收入变得颇具可行性；与此同时，这些富豪日益下滑的公众支持度也让此类政策在政治上显得更加可行。值得注意的是，桑德斯在其2016年与2020年两届总统竞选之间，甚至调整了自己惯常的论战对象，不再谈论“百万富翁”，而是直接指向“亿万富翁”。

在沃伦的总统竞选活动结束后，萨埃兹、祖克曼、加马吉，以及另外两位法学教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达里恩·尚斯克和伯克利分校的布莱恩·加勒——开始与一些有意提出财富税的政界人士和利益团体合作。自2020年以来，他们已就华盛顿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和佛蒙特州等地的相关提案提供咨询意见。他们还参与起草了乔·拜登提出的针对美国最富裕人群未实现资本利得征税的方案，以及俄勒冈州参议员罗恩·怀登的一项类似提案。此外，他们也参与了近期加州议会数次推动通过财富税的尝试。2024年，在祖克曼的协助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启动了关于财富税的讨论；作为回应，巴西、西班牙、法国、比利时、英国和荷兰等多个国家相继展开了相关行动。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努力尚未促成任何政策变革。而第40号提案或许会有所不同。

服务员工国际工会—联合医疗保健工人西部分会的主席戴夫·里根，看起来并不像托马斯·皮凯蒂所称的“婆罗门左派”一员。这位年届六十、气场十足、满头白发的硬汉，是布法罗一名凶杀案警探之子，职业生涯早期曾在美国铁锈地带的一个地方分会执掌大局。2009年，服务员工国际工会的全国主席安迪·斯特恩将里根派往加州。

当我前往萨克拉门托拜访里根时，他告诉我，刚到这个州时，他仿佛一生都在眼看着劳工运动一步步走向衰落。“我们一直处在守势，”他说，“我们的政策主张始终显得软弱无力，而且情况还在每况愈下。如今，渐进式的改革已难以为继。我们究竟该如何在真正有意义的层面上有所作为？”他渐渐意识到，加州特有的直接民主制度恰恰提供了一种契机。

1911年，加利福尼亚州建立了其投票倡议制度。与所得税一样，这一制度也是进步时代的一项改革举措，旨在制约富人的权力——尤其是那些实际上掌控着州议会的铁路大亨。这项通过特别选举获得通过的投票制度，允许任何成功发起签名征集活动的人，将某项政策提案提交给全州选民表决。雷根发现，百年之后，劳工权益友好的法案在加州立法机构中依然难以通过，因此他积极倡导投票公投，在过去十年间推动了三十八项成功的倡议议案。然而，雷根的批评者指出，他往往把公投当作一种谈判筹码，希望通过威胁推出一项有利于工会的倡议，迫使企业做出让步。此外，该制度还赋予倡议提案人可在选举日前撤回其提案的权利。例如，今年雷根就撤回了一项原本拟限制医院高管薪酬的倡议，作为交换，加州医院协会承诺不对开展政治活动的工会设置新的行政障碍。

对里根的另一个批评是，他将大量工会资源投入这些竞选活动。一项拟议中的倡议要想登上选票，必须征集近九十万份签名，而这笔开支动辄接近两千万美元，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流向了负责收集签名的公司。批评者还指出，里根提出的各项倡议往往只惠及他所在的那个工会，而非整个劳工群体。“戴夫从未尝试过建立跨阵营的联盟，”曾在里根入主后离开其工会的加州资深劳工组织者吉姆·阿拉比对我说。有时，里根还会针对某一特定行业发起强力攻势——他在最近三次未能通过的倡议中便将矛头指向了透析企业——这种做法很可能把一位资金雄厚、实力强劲的保守派势力永久性地引入加州政坛，从而对其他工会的利益构成威胁。

遵循里根的传统，特朗普在开启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时，便提出大幅削减开支与减税的方案。国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宏大而美好的法案》。特朗普于2025年7月4日签署了该法案。为筹措减税所需资金，法案在未来十年内将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的拨款削减了一万亿美元；不过，该法案的设计旨在将减支的全部影响推迟至2027年，即今年选举之后才全面显现。加州有1400万民众依赖医疗补助计划，而受该法案影响，其中许多人将无法在私立医院获得医疗服务，只能前往公立医院的急诊室就诊。里根工会代表私立医院和诊所中的12万名职工，因此这些减支措施将对他们造成毁灭性打击。

去年夏天，里根联系了萨埃斯，询问他的学者团队能否协助起草一项财富税提案，以筹集应急资金，从而缓解联邦医疗补助计划被削减所带来的冲击。这项工作必须争分夺秒，因为里根设想的这项公民投票提案要在2026年11月提交选民表决，就必须经过一套复杂的程序。在财富税方案的制定中，有几个关键变量：究竟以多高的财富门槛为征税起点？税率定为多少？征收期限又该持续多久？与此同时，萨埃斯及其团队测算着不同政策选项所能带来的税收收入，而里根则委托开展民意调查，以检验若干备选方案的民众接受度。最终确定的方案是：对净资产达到或超过10亿美元的超高净值人群一次性征收5%的财富税，分五年缴纳；预计由此产生的约1000亿美元税收收入中，90%将用于弥补因特朗普政府削减预算而面临威胁的医疗卫生体系。里根及其团队很快完成了提案草案的撰写，并开始动用工会资金投入签名收集工作。此举立即引起了“40号提案”目标群体的高度关注。

夏季期间，非营利新闻网站“旧金山标准报”获得了一份来自Signal聊天群的资料，该群由一群亿万富翁组成，旨在讨论一项选民提案。参与人员包括谢尔盖·布林、加密货币公司Ripple Labs的克里斯·拉森，以及风险投资人马克·安德里森和迈克尔·莫里茨——后者也是该网站的主要资助方。聊天中曾有人提出一个想法：收购雷根此前聘请的一家收集签名的公司，以期阻止这项倡议的推进。一位看过这些消息的人告诉我，这个聊天群在1月因成员间开始发生争执而解散，其间还频繁出现一种倾向，即把行动范围扩展到更广泛的反劳工领域。

这些亿万富翁将精力与资源投入到创办各类组织，以反对第40号提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设更美好的加州”组织，其资金主要由布林提供。截至夏末，他已向该组织捐赠了一亿零二百万美元；此外，其他多位亿万富翁——包括莫里茨、前谷歌高管埃里克·施密特以及风险投资人约翰·杜尔——也纷纷捐出数百万美元。拉森发起了“黄金州承诺”组织，而同样身为风险投资人的罗恩·康威则协助成立了“制止压榨”组织。这些团体正为反对第40号提案的竞选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建设更美好的加州”还力挺第41号和第42号提案——这两项较新的倡议若获通过，将有望废除财富税。

亿万富翁们通常让其资助的机构代为发声，但也有一些人就第40号提案提出了明确的政策主张。其中最显而易见的一点是：财富税将促使亿万富翁逃离该州。今年5月，《金融时报》刊发了莫里茨的一篇文章，题为“在美国，征收财富税意味着资本外逃”。莫里茨告诉我，即便第40号提案获得通过，他本人也无意离开。“这与年龄不无关系，”他说。莫里茨现年七十二岁。“如果我是个三十多岁、事业极为成功的年轻人，或许就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另一种观点认为，许多亿万富翁的财富以科技公司股票的形式存在，而在不损害企业发展的前提下，这些股票很难被变现。“这不仅仅是一项针对亿万富翁的财富税，”科技投资机构Y Combinator的负责人加里·谭去年12月在X平台上发文称，“这实际上是一项旨在摧毁加州科技产业的提案。”

或许，这也正是里根所激起的不满情绪的又一佐证：今年初秋，包括我在内的多位报道40号提案竞选活动的记者，收到了两份由S.E.I.U.委托撰写的调查报告，内容涉及里根在竭力推动40号提案列入选票期间的行为。其中一份指出，在一次筹款活动中，他对一位与自己多年龃龉的S.E.I.U.官员当面说了句“滚开”。（该倡议阵营的一位发言人表示：“里根先生确实使用了粗俗语言，他本人也从未对此矢口否认。”）

雷根告诉我，去年圣诞节前夕，他受邀前往纽森州长的办公室。在雷根对那次会面的描述中，纽森说：“我不断接到亿万富翁们的来电。”雷根称，他随即问道：“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致吗？”纽森一向抱怨经济不平等，并经常引用一句被长期归于普鲁塔克的名言：“贫富悬殊乃是所有共和国最为古老、也最为致命的弊病。”然而，他却始终反对在加州征收财富税，认为这将迫使那些为州政府提供重要财源的大企业纷纷撤离。纽森还告诉雷根，他的提议并不切合实际。

当里根收集到足够多的签名，使40号提案得以列入选票后，他本可在6月下旬之前撤回该提案——前提是有人向他提出一项他能够接受的妥协方案。就在截止日期临近之际，他接到了州长办公厅主任内森·巴拉金打来的电话，对方表示纽森已准备好就一项税收方案与他合作。里根告诉我：“说白了，就是‘你要是配合，我们就提拔你’。这可是民主党领袖、美国总统竞选的领跑者啊！” 里根随后又与纽森的助手们通了几次电话，对方提出了若干折中方案，但都被里根一一否决。在6月截止日期前一周，里根还在两家加州报纸上刊登了整版广告，提出如果纽森愿意支持该提案，他就将把拟议的税率从5%降至2%。然而，纽森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里根说：“事情也就此告一段落。”最终，这项财富税还是被提上了投票表决的议程。

9月下旬，民调显示，在已拿定主意的选民中，略过半数支持40号提案。然而，这项倡议获得的支持远低于人们从民主党籍民选官员那里所预期的水平。尽管加州民主党已予以背书，但仅有三位加州联邦众议员和十位州议会议员表态支持。加州的两位联邦参议员均未表态支持；而被视为纽森可能接班人的哈维尔·贝塞拉则明确反对。今年曾竞选州长但未获成功的前联邦众议员凯蒂·波特也是该倡议的反对者之一。“它把大量资金注入本已坑害民众的营利性医疗行业，”她对我说，“我们看到有些人坐拥两亿、三亿甚至八亿美元的资产，而这项提案却在告诉他们：‘你们根本不用捐出一分钱。’”波特还表示，对于那些考虑在2028年竞选总统的民主党人，“他们早已预见到这一局面。我预计他们会提出非常审慎周全的政策主张。”

民主党官员对40号提案普遍持谨慎态度，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是罗·卡纳——这位代表硅谷部分地区的联邦众议员。去年圣诞节与元旦之间的那一周，正在佛罗里达度假的卡纳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则报道：拉里·佩奇、彼得·蒂尔等亿万富翁扬言，一旦40号提案通过，他们将离开加州。（蒂尔早在其他硅谷富豪之前就公开表态支持特朗普，并于2016年为卡纳的竞选活动捐资。）卡纳随即在X平台上发文称：“如果我们要通过一项针对亿万富翁征收为期五年的1%税、用以资助因医疗补助大幅削减而陷入困境的工薪阶层，彼得·蒂尔就要离开加州了。我在此呼应罗斯福总统当年面对那些威胁要出走的‘经济王公贵族’时所作的讽刺之语：‘我会非常想念他们。’”这篇帖子立即招致加里·谭的激烈回击。今年早些时候，来自达拉斯的投资者马克·库班——这位多年来频繁亮相电视节目《创智赢家》的知名投资人——也向卡纳发起了猛烈抨击：“要是这项法案通过，留在加州的就只剩下傻瓜级的创业公司创始人了。”

在卡纳于X平台发文之前，他从未见过戴夫·里根；但此后两人结成联盟，而正考虑于2028年竞选总统的卡纳也开始为40号提案大力造势。作为回应，一位被视为黑马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伊森·阿加瓦尔决定改换选区，转而与卡纳竞争国会席位，并得到了谭以及罗恩·康威等亿万富翁的支持。最终，卡纳轻松胜出。

我在弗里蒙特的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卡纳——一位身材瘦削、神情专注、说话又快又利落、句式流畅的人。那家咖啡馆就在旧金山湾的另一侧，与硅谷的核心地带隔海相望。卡纳出生于印度移民家庭，在费城郊区长大，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耶鲁法学院，并于2003年移居加州，进入硅谷首屈一指的律师事务所威尔逊·桑西尼工作。他回忆道，那时的硅谷还大不相同：“那里的文化仍以初创企业为主——不是社会的赢家，而是那些特立独行的‘反叛者’：带着口音的移民，正着手创办公司的人。”

如今，卡纳表示：“在我的选区里，已有五家市值超过一万亿美元的公司。而当我当选国会议员时，这里连一家这样的企业都没有。在人们眼中，这些巨头俨然是寡头——掌握着财富与权力、主宰着我们的生活——而非什么异见的反叛者。因此，他们在这社会中的定位已截然不同。与此同时，他们的傲慢也愈发明显：他们自以为肩负着美国文明的重担，是资本的‘天选之子’，是引领我们对抗东方的关键力量；甚至认为，若没有他们，美国便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卡纳所代表的选区堪称全美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即便是在该地区并非最富有的弗里蒙特市，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也超过了十八万美元。尽管如此，他指出，选民们仍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大家普遍担心，自己的孩子将来恐怕无法继续留在这里生活。住房成本飙升，托儿费用也水涨船高。确实有一部分人过得不错，因为他们大多就职于科技企业；但另一些人却不得不选择离开。”

在卡纳担任国会议员期间，他已从与科技界高管的紧密结盟转向左翼立场。2020年，他共同主持了伯尼·桑德斯的总统竞选活动。在卡纳发布那条X平台帖子后，桑德斯致电他表示将支持40号提案。近期，桑德斯与卡纳还联合发起了一项法案，拟对亿万富翁征收5%的全国性财富税，据卡纳估算，此举每年可筹集4000亿美元。我问卡纳，为何他认为鲜有民主党政治人物公开支持40号提案。“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这是一场关乎民主党灵魂的决定性斗争，”他说，“我们是要回归新政时期那种直面经济权贵的传统，还是继续做一个向财阀利益低头的政党？这是首个真正要对亿万富翁财富征税、并将在国内外付诸表决的倡议。它的分量堪比当年里根借以入主白宫的13号提案。”

卡纳继续说道：“为什么加州的更多民选官员对错失这一机会毫不担忧？我认为，归根结底，他们不愿得罪捐赠者。罗恩·康威、里德·霍夫曼和埃里克·施密特曾捐出数百万美元，帮助拜登击败特朗普，并助力我们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这不仅仅是出于怯懦。有一种观点认为，对美国民主的最大威胁是唐纳德·特朗普，而非无法赢得众议院或参议院；而如果我们去打压那些站在我们一边的知名亿万富翁，未免太过愚蠢。既然我们需要他们的资金来与埃隆·马斯克以及共和党阵营中的其他亿万富翁抗衡，我们又何必与他们为敌呢？”

在卡纳看来，这严重误判了民主党的民意走向，他呼吁潜在的总统候选人予以重视。“我认为，对亿万富翁征税将成为民主党竞选的三大支柱之一，”他表示，“在我看来，这三大支柱分别是全民医保、对亿万富翁征税以及不再发动海外战争。其中，对亿万富翁征税是关键一环。乔·拜登原本打算在2024年以此为竞选纲领。”他还指出，到了2028年，对民主党人而言，问题将归结为：“你的立场在哪里？”

在线预测市场显示，40号提案的通过几率仅为三成左右。如果民调显示该提案略占优势，这又作何解释？这些市场已将诸多其他因素纳入定价——最显而易见的是反对派的广告攻势，但由于40号提案的支持者为争取选票、将其列入选票而耗尽了大部分资金，这一攻势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得到有力回击。首轮反对广告依托于由斯坦福大学旗下的保守派智库胡佛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发表的一项研究；该研究设想了一种“阿特拉斯耸耸肩”式的场景：40号提案将导致大量亿万富翁逃离加州，结果非但未能为州政府筹集千亿美元，反而造成两千五百亿美元的税收损失。在竞选的最后几周，该倡议的支持者将不得不依靠人际动员。雷根向来不惮于高瞻远瞩，他告诉我，他坚信这一策略行得通：“只要能找到一百万人，每人动员十人前来投票，就能凑出一千万张选票。赢得选举只需七百万张选票。这正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在美国政治史上，还从未有人在如此规模上做到过。”他还表示，获得教宗的背书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旨在废除第40号提案的第41号和第42号两项倡议，其竞选活动将获得数千万美元的资金支持。第41号提案自称旨在改进州政府对支出的审计机制，而第42号提案则宣称能够保护民众的退休储蓄免受意外税收的侵蚀。“第41号和第42号提案可谓荒诞至极的犬儒之作，”第40号提案的起草人之一布赖恩·加勒对我说，“它们就像一个反‘亿万富翁税’的墨西哥卷饼——外层看似无害，可里头却藏着足以抵消第40号提案效力的‘毒丸条款’。”在加州，当多项相互冲突的提案同时获通过时，最终生效的仅是得票最多的一项。因此，即便第40号提案得以通过，只要第41号或第42号提案赢得更多选票，它仍有可能落空。

40号提案面临的另一大障碍，是众多劳工团体对其不予支持。加州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虽已表态支持该倡议，但州级的公共服务雇员国际联盟理事会、全国性的公共服务雇员国际联盟以及全国性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却一直保持着约翰·厄普代克在另一种语境下所称的“意味深长的沉默”。代表逾三十万名教育工作者的加州教师协会则公开反对这项倡议。曾开启加州现代公投时代的13号提案通过严格限制公立学校的主要收入来源——财产税——而重创了该州的公共教育体系。作为一系列纠偏举措中的最新一环，一项针对百万富翁征收13%州所得税的政策于2012年生效，并将于2030年到期。今年，加州教师协会投入大量资源推动其自身发起的一项倡议——3号提案，旨在将这一针对百万富翁的税率永久化。这一点尤为重要：与联邦政府不同，加州对资本利得的征税与普通收入适用同一税率，因此每当科技公司掀起一轮首次公开募股潮，都会为州财政带来巨额收入。

C.T.A.认为，40号提案与其自身发起的倡议构成直接竞争，因为亿万富翁税所筹集的资金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会用于公立学校。而旨在阻止40号提案的声势浩大的竞选活动，很可能使选民陷入反增税的情绪，进而连累3号提案也难逃一败。雷根提出40号提案不久后，便参加了一场由工会领袖们举行的Zoom会议，其中包括两位来自C.T.A.的代表，试图说服他们支持该提案。然而，这场会议并不顺利。“他们在2020年和2021年还站在我们这边，”加勒对我说，指的是此前在州议会推动财富税未获通过的几次努力，“可如今却在Zoom电话里冲我们嚷嚷。”雷根最终恼怒之下拂袖而去，而促成一支广泛劳工联盟支持40号提案的任何希望也随之破灭。反对40号提案的组织“建设更美好的加州”则已转而支持3号提案。

即便第40号提案获得通过，而第41号和第42号提案未能通过，加州的亿万富翁们也势必会像此前反对该倡议活动那样，投入同样巨大的资源来发起法律挑战。第40号提案的起草者将该法案的生效日期定为2026年1月1日，以防止富翁们在法案通过后离开加州从而规避税收。然而，这一条款很可能因与以往反对追溯性征税的判例相抵触而遭到法院质疑。此外，如何评估亿万富翁们的资产价值也是一个棘手问题——这项任务将由州政府机构“特许经营税委员会”承担，而该机构迄今尚未形成成熟的估值方法，且预计会不断面临来自亿万富翁律师们的质疑与施压。为避免第40号提案被指违反《第13号提案》有关财产税上限的规定，该法案还特别规定房地产 holdings 免征此项税收。但亿万富翁们名下还有大量其他形式的资产，包括直接持有、合伙关系以及注册地设在别处的特殊公司等。该提案的一位起草者甚至引用了《加州旅馆》中那句著名的歌词，试图论证：即便那些早已移居他乡的亿万富翁，也很难逃避这项税收，因为只要其名下的企业仍留在加州，就足以证明他们具有“回归的意图”。当然，这一论点同样难免受到质疑。

州级财富税的优势在于，它不受宪法对直接联邦税收所设限制的制约；而这一限制仅针对所得税作出修订，并未涉及财富税。新设联邦财富税的另一大优势是：亿万富翁无法通过跨州迁移来规避该税。（纽森表示，他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而支持对亿万富翁征收全国性财富税。）事实上，包括法国和挪威在内的若干欧洲国家曾先后开征财富税，却因部分目标群体将法定居所迁至他国而收效甚微。相比之下，美国为那些试图移居海外以避税的人设置了更为严苛的门槛：他们必须放弃美国国籍；而对于富裕人士而言，还须立即缴纳一笔数额巨大、力度严厉的离境税。提案40的起草者主张在各级政府层面都尝试开征财富税，但也有观点认为，唯有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财富税，方能取得最佳成效。

然而，联邦财富税一经推出，势必会在法庭上遭到挑战。在2024年的一起名为“摩尔诉美国案”的案件中——税务律师们密切关注，而公众却鲜有察觉——多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暗示，他们很可能会认定联邦财富税违宪。要使全国性的财富税得以实施，或许需要由另一届组成不同的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或者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此外，一项全国性财富税也可能设法规避那些显而易见的法律障碍。一种可行的方案是针对遗产征收资本利得税。拜登提出的财富税方案曾将资产价值的增值视为收入，从而在法律上被归类为所得税。同时，还存在不少有待堵上的漏洞。即便如此，这些改革措施仍将面临来自财力雄厚者的多年激烈反对，而公众的关注度也难免会逐渐减弱。

这些都是法律层面的问题。眼下，政治议题显然更为重要。试想一下，当Anthropic即将上市、一夜之间催生出数十亿美元的巨额财富之际，公众却正逐渐对人工智能产生抵触情绪——而OpenAI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已宣布今年暂不上市。再设想一场民主党总统初选：纽森因曾承诺支持该税项而非背书40号提案，不得不提出一项全国性的财富税方案。为反对40号提案而奔走的加州资深民主党政治顾问丹·纽曼告诉我：“在早期的民主党初选辩论中，这将是一个‘举手表态’的关键时刻”——所有参选人恐怕都无法完全回避这一问题。他们必须权衡选民反亿万富翁情绪的影响力，与民主党同大型科技企业之间关系的微妙平衡。此外，若公开支持财富税，还可能危及党内与“婆罗门派”左翼阵营的关系；后者在社会议题上一向立场自由，但在经济议题上未必如此，并且未必相信非亿万富翁群体能够免受新一轮重大税负的冲击。

在镀金时代初期，围绕税收与财富集中的博弈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性政策讨论——它更像是一场以教义为依据、最终又落脚于选举、立法与司法裁决等世俗领域的“圣战”。对40号提案的争论同样呈现出这种态势；而关于开征全国性财富税的角力，恐怕也难逃此局。 在少数愿意回应我提问的反财富税亿万富翁中，马克·库班便是其中之一——不过他并非加州人。他在电子邮件中给出了与加里·谭如出一辙的预测：财富税将通过迫使那些现金匮乏、资产丰厚的创业者把本就捉襟见肘的资金抽调出来，从而对经济创新造成致命打击。但他的批评最终上升到了更为普遍的层面：“我们的政客已经不再试图解决问题。他们根本不关心如何改善这个国家里那些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系、因害怕生病而惶恐不安、无力养育子女、看不到未来的人们的生活。双方阵营非但没有拿出哪怕一个像样的解决方案，反而一味固守各自的意识形态，竭尽全力去妖魔化对方。” 而相对克制的迈克尔·莫里茨则表示：“一项仅限于某一州、设计欠妥的财富税，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种种弊病。”

当然，财富税能够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这些资金可用于改善民生，例如扩大政府项目或缓解高得令人担忧的联邦赤字。所得税也曾发挥过类似的作用。然而，在情感层面，40号提案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亿万富翁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要么视其为勇于创新、创造就业的英雄，要么将其视为攫取资源的寡头。支持40号提案及其他财富税的人往往认为，亿万富翁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一个名为“爱国百万富翁”的团体主张对富裕人群征收更高税率，并已公开支持40号提案，使其成为唯一一个由富人组成的官方支持者组织。该组织的领军人物之一艾伦·戴维斯经营着一家由其父母创立的基金会，他并不否认古巴的观点——即40号提案旨在针对那些因拥有巨额财富而备受指责的超级富豪。“大多数人说这是增加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他告诉我，“但我认为，这其实是削弱超级富豪的财富与权力所付出的代价。对超级富豪征税的最根本理由，就是让他们变得不那么富有。”

汤姆·施泰尔——40号提案唯一已知的亿万富翁支持者、前州长候选人——告诉我，去年秋天他曾试图与该提案的反对者寻求妥协：“我曾向几位超级富豪的加州人提议：‘看，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个方案，何不坐下来一起商量，拿出一个既符合你们立场、又能真正解决相关问题的方案呢？’可他们对此毫无兴趣。” 施泰尔在旧金山创办对冲基金发家致富。他解释自己与其他亿万富翁的不同之处时说，自己更清楚富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那种认为极富之人无需社会支持也能成功、甚至能在苦难与不平等面前保全财富的说法——我不相信这种事会发生，也深知它不该发生，”他说。 他还感叹，曾经代表科技行业创业精神与家国情怀的那份初心已然消逝；当年惠普创始人积极参与慈善与公共服务，堪称典范。“你能想象戴维·帕卡德或比尔·休利特也会像埃隆·马斯克那样大肆自我宣传吗？”他问道，“显然，如今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并非要把他们捧成神，但戴维·帕卡德和比尔·休利特都对国家、对州、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切的归属感。而这样的精神，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问他如何解释这种变化。“在加州赚大钱的人大多是科技从业者，”他说，“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这一领域极度专注，对其他类型的学习则相当不屑。那并不是他们所看重的。英语文学也并不在他们的尊重之列。”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当时正身处纽约市一家颇具传统气息的耶鲁俱乐部——斯泰尔正是该校校友。“当你把视野过度简化，只盯着金钱，或者只盯着科技时，就会把许多东西从你的世界观中剔除掉，”他继续说道，“而其中不少恰恰是我们所谓的人文价值，比如同情心、某种荣誉感，以及那些你在通识课程里读到的东西。可如果你缺乏这些，那也就罢了，祝你好运吧。你拥有的只是另一套参照系和另一套价值体系。”

谁的亿万富翁愿景将占据上风？倘若如斯泰耶所愿——而显然，公众的多数也持此看法——那么美国的国家治理格局或将迎来一场堪比所得税问世般的重大变革。至于开征全国性财富税，埃马纽埃尔·萨埃兹曾对我说：“每年5%的税率，我称之为一项规模适中、合情合理的方案。眼下形势发展得极为迅速。‘40号提案’是我们迄今拥有的最佳契机，这也正是我对其引发的关注毫不意外的原因。一旦通过，那将是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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