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蒋介石想反攻大陆，他找到陈诚，想跟他讨论一下。

1963年，蒋介石想反攻大陆，他找到陈诚，想跟他讨论一下。结果，讨论的过程中，两个人都撕破了脸皮，陈诚是极力反对反攻大陆的，而蒋介石却认为他是软骨头。
1963年底，台北，蒋介石找来陈诚，一场关于“反攻大陆”的争执摆上了桌面。陈诚一贯主张先固本、反对军事冒险，认为贸然出击只会把台湾拖进深渊；蒋介石则认定“国光计划”不能再拖。
两人几十年的搭档关系，到这年冬天裂痕公开化，而这一年12月，陈诚也因肝病辞去了台当局“行政院长”一职。
1961年，这一年4月，蒋介石在台湾台北县三峡山区秘密设立“国光作业室”（后改称“国光计划室”），暗中操盘以武力对抗中央政权、妄图“反攻大陆”的军事计划。
负责人朱元琮负责具体操作，据台方档案和学者研究，各类作战构想达二十几个类别、214项方案，从1961年到1972年该机构裁并，蒋介石听取相关汇报达97次。
蒋介石之所以觉得机会来了，是因为彼时大陆刚熬过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中苏关系恶化，外面舆论猜测中国大陆会不会出乱子。
蒋介石琢磨，这不正是其图谋能有突破的机会吗？——这恰恰是他对大陆局势最根本的误判。然而，陈诚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那阵子，陈诚在台湾地位举足轻重，身兼台当局“行政院长”和“副总统”，一直推土地改革稳住民心。
他骨子里没反对“反攻”口号，但觉得真正的麻烦在账本上，不是口号尽头有多少热血，而是兵、钱、行动，三本账一本比一本棘手。
兵员上，当时台湾只有约1250万人口，能动员上场的兵力上限不过61万余人。解放军总兵力则达300余万，差距太明显了。
再看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当局军费约占本地生产总值的5%至10%，却占了财政支出的一半上下。真打起来，这点家底根本撑不住。
从1951年起至1960年代中期结束，美援是最大财主，累计达20亿美元量级。可是眼瞅到60年代中期以后，美援渐次停止，钱袋子的底子越来越薄。
陈诚还盯着实际效果，上世纪60年代初起，台方多次派遣小股武装特务偷渡潜入东南沿海，企图制造动静，结果股股被歼，无一生还。
福建沿海早就布满了解放军重兵，台湾这边刚动一下，那边立马有动作。这些渗透行动接连失败，恰恰说明大陆社会秩序和沿海防务早已不是其想象中的模样。
更加要命的是美国，美方对台军使用美援装备与行动规模层层设限，监督极严。在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中，美方多次表态不支持“反攻大陆”；美国国务卿亦公开声称，台湾不得使用美援武器从事进攻性行动。
这一层层现实拦路，陈诚没法不提出反对，眼瞅1963年12月，陈诚身体撑不住了，辞了“行政院长”这个要职。
此后他仍以“副总统”身份留任，1965年3月5日因肝癌在台北病逝，终年68岁。
那些年真实的军事实验也是惨，1965年8月5日至6日的八六海战中，人民解放军海军鱼雷艇和护卫艇编队在粤东近海击沉国民党海军巡逻舰“剑门”号、“章江”号，毙少将水路司令以下170余人、俘33人；再往后，1965年11月13日夜的崇武以东海战中，解放军海军又击沉国民党海军护航炮舰“永泰”号、重创“永昌”号，台军再折一支。
两场海战让台军士气与“反攻”部署遭到沉重打击，其“国光计划”的推进更加难以为继。因战功卓著，参加八六海战的588号护卫艇被国防部授予“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
陈诚去世后，国民党当局的“反攻”口号还是年年喊着，但其兵力、财源与美方约束决定了这只能是一句空话。
“国光作业室”撑到1972年裁并，这场“反攻”迷梦至此收场。这间办公室里的分歧，成了台海这个历史节点真正的分水岭。
静下心来看，国光计划是蒋介石当局心头最后一搏，却一次次被兵力、钱袋、美方的限制约束和海战溃败拉进现实。
它要“反攻”的对象，是代表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它维护的，恰恰是国家的分裂状态。
历史一次又一次说明，靠喊打喊杀解不了问题。
可以确定的是，蒋介石、陈诚等人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上与大陆方面存在某种默契，这也成为此后两岸能够对话的历史基础之一。
这道理讲得明白，两岸一家，真要开打，最苦还是老百姓。
再看今天，那本账依然有现实意义，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不是说不可以有理想，但迷失在情怀里、看不清代价和后路，那账本迟早要让现实找上门。最终，无论怎样争吵、喊口号，两岸同胞想安稳过日子，还得靠真正的和平。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实现统一，是两岸同胞的最佳选择；“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势力干涉，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是历史大势，任何人想把台湾从中国割裂出去，都注定碰得头破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