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逝世后有人建议照顾其后人，邓小平当场坚决拒绝：我们不能帮！

1949年南京，时任南京市长刘伯承带着几个孩子前往中山陵。到了门口，父子一行却发现陵园当天不接待参观者。管理人员得知消息后赶来，表示可以破例安排。刘伯承没有接受，只说：“按规定办事。”说完便带着孩子离开。

这件小事，后来一直被刘太行等子女记着。刘伯承并非不重视家庭，相反，他对子女的要求之严，在老一辈将领中十分突出。只是他认为，干部身份是工作需要，不是家庭可以享用的便利。

他的家中曾有一部办公电话，专供处理公事使用。刘伯承让人贴出告示，提醒孩子们不得以私事占用。他还反复告诫：“不能靠爸爸这块牌子生活。”这些话听起来很硬，背后却是对孩子长远处世的考虑。

战争年代，刘伯承与邓小平长期并肩作战。两人一个善于筹划指挥，一个重视政治动员，配合得极为紧密。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话：“刘邓就是刘邓，中间加不进一个标点。”

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第129师承担了重要作战任务。一次深夜，刘伯承在地图前研究敌情。由于眼疾影响，他在昏暗光线下看得很吃力，邓小平便举着蜡烛，随着他的手指移动不断调整位置。两人话不多，却能迅速明白彼此意图。

这种默契并不只存在于战场。1947年挺进大别山后，部队处境艰难，粮食、被褥和马料都十分紧缺。刘伯承仍要求部队买东西要付钱，马吃的稻草也不能随便拿，更不能损坏百姓的物品。

一次，饲养员抱着稻草赶路，途中不断有稻草掉落。刘伯承看见后没有责骂，只是弯腰把散落的稻草一根根捡起，并提醒大家：“稻草也是农家的财物。”饲养员连忙认错，表示以后绝不再浪费。

那年冬天，战士们得到一条毛毯，担心刘伯承身体不好，便悄悄铺到他的床上。刘伯承回来后发现毛毯，当即要求撤下。他认为，战利品也不能随意据为己有，群众的东西更不能因职务而优先享用。

警卫员担心司令员受寒，后来把毛毯藏进被褥中，仍被刘伯承察觉。他没有大发脾气，只指着床上的稻草说：“这就是咱们的毛毯。”在他的坚持下，毛毯被送还，稻草则成了御寒之物。

这种作风同样延伸到家庭。孩子们小时候穿衣服，往往是大的穿过后再传给小的。刘蒙读中学时，曾穿过姐姐留下的旧军装，同学给他起了外号，他心里不大舒服。母亲汪荣华劝他，衣服只要整洁，不能因为家里条件而追求特殊。

刘伯承还支持子女到基层劳动，认为年轻人不能只在优越环境里生活。女儿刘弥群到北京航空学院学习期间，曾参加农村劳动。刘伯承叮嘱她，不要让人觉得干部子弟脱离群众，更不能把家庭背景当作资本。

遗憾的是，刘伯承并没有享受多少天伦之乐。女儿刘华北在1945年被敌人杀害，给全家留下沉重打击。刘伯承强忍悲痛，安慰保育人员，随后仍投入战事。对他而言，个人的悲痛不能成为放松责任的理由。

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夫人说，国家刚刚建立，人民生活还不富裕，干部家庭尤其不能搞特殊。子女成年、结婚后，应当靠自己的工作立足，不得借父亲的名望谋取方便。几个孩子后来分别进入科研、医学和航空等领域，走的都是自己的路。

晚年刘伯承长期受到疾病困扰，1972年左眼失明，身体状况逐渐恶化。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关心他的治疗。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10月16日举行追悼会，邓小平亲自主持，聂荣臻、徐向前等老战友也前来送别。

按照刘伯承生前遗愿，10月21日，刘太行、刘太迟、刘雁翎等子女将父亲的骨灰撒向太行山、淮海大地、南京、重庆以及故乡。骨灰没有存放在一处，而是回到他曾经战斗和工作的土地。

就在这之后，有干部向邓小平提出，刘伯承已经去世，是否可以由组织出面照顾他的子女。邓小平听完，当即拒绝：“这些孩子，我们不能帮。”

这句话并不是冷淡。相反，正因为相交数十年，邓小平清楚刘伯承最不愿看到的，正是子女凭父亲的名望得到额外安排。对刘伯承一家而言，真正的照顾不是替他们铺路，而是让他们凭本事工作，按规矩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