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终局：所有人都负责，所有人都不负责

文 | weisofns 猫城狐

增长的幻象代替了未来的逻辑

去年笔者曾经发布过一篇文章《》，讨论过关于“未来的衰落”，关于新自由主义导的当前世界如何丧失了对未来的想象能力。总的来说，未来的衰落，其实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式的发展道路被否定，而新自由主义粉墨登场的过程。而这又会带来一个问题：

在“未来”衰落之后，世界仍然在发展，那么这种发展又应该如何归类呢？

我们不应当遗忘的是，苏联解体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事件，而这个事件有一个这样标志性的节点，即“休克疗法”，在苏联的废墟上实施这种方法之前，这一种疗法却是带着“胜利”的光环的，在南美（特别是玻利维亚），休克疗法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也使得他的操刀手杰弗里萨克斯成为了当时最举世瞩目的经济学家，同时也吸引来了当时苏东和后来的俄罗斯的注意。

然而在东欧的土地上，这变成了一场可怕的经济灾难，也使得这位操刀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发生了怀疑。

玻利维亚和苏联，这本来是两个无法比较的国家行为体，但是因为休克疗法，被摆到了一个天平上，成为了一个隐喻，即所谓的“小国”通过“新自由主义”和“原子化动员”就能打败“大国”。

可是当我们细究下来就会发现，小国与大国的对立并不是真相，在玻利维亚背后站着的是国际金融体系，而苏联只有已经残破不堪的经互会，这才是真正对位的东西。因此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是国际金融体系取代了经互会，一种经济体系取代了另一种经济体系，一种发展图景取代了另一种发展图景，用笔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用增长的幻象代替了未来的逻辑。

未来的逻辑和增长的幻象，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的逻辑与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幻象。未来的逻辑，就是以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归根结底是以生产力的进步来衡量社会的发展状况。能够反映这个逻辑的标志性事件莫过于厨房辩论，赫鲁晓夫和尼克松的争吵，本质上还是通过谁能为自己国家的国民带来更好的生活论证自身的合法性。

增长的幻象却是另一套逻辑，它的衡量不再基于生产力的进步，而变成了GDP的增长，在GDP的算法里，只有那些被纳入经济活动的社会活动才有价值，而往往是那些最私有化的、最商业化的经济部门，在GDP的算法中最有利；而某些经济部门，哪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和生产力促进作用，只要在账面上不赚钱，也无法为GDP的算法所衡量（最简单的例子莫过于中国的各种基础公共事业）。

于是通过GDP的算法，发展的定义也被替换了，从总体性的“社会生产力进步”，变成了单向度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的是，相比起前一种算法，后一种算法是更利于金融资本与新自由主义的，而国际上国际上整体采用是在1993年联合国公布了SNA-93之后。

那么，为什么“未来的逻辑”是一种“逻辑”，而“增长的幻象”只是一种“幻象”？这就不得不涉及到它们的底层不同。未来的逻辑，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实际上都仍然基于社会契约（这也是现代国家的思想上的前提），都必须履行对公民的义务；而这种约定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国家必须对发展负责，在此基础上国家的管理职能才算真正成立。

增长的幻象却不然，它并不是基于社会契约，而是基于一种许诺：只要按照我的方向走，变卖掉国有企业，对着私人资本大开绿灯，允许金融自由化，那么增长就会自动到来。

如何理解这样的许诺呢？我们不得不请出赛博朋克系列作品来做一个类比，虽然赛博朋克的作者是反新自由主义的，但是对于新自由主义的理想世界的描绘，恐怕没有人比他们更在行。在赛博朋克的世界里，有一个奇观性的的巨构：水晶宫。它是一座巨大的空间站，也是上流社会的销金窟，在背景故事里，水晶宫建造于21世纪初，彼时各国相继崩溃，公司掌管了一切，并且已经组建了各自的军队进行公司战争。

但是这些设定上把整个海洋变成一片污染严重的死地的战争却并没有影响太空事业的发展，地球上的富豪仅仅是为了享乐，便开启了比现实发展更迅猛的航天浪潮，简直令现实中的地球相形见绌。在赛博朋克的2026年，轨道空间站上觥筹交错，而现实的2026年，被冠以国际之名的空间站已经垂垂老矣。

于是我们便能发现问题所在，既然在和平的2026年，国家也并未解体，那么为何航天事业的发展速度却不如一个后启示录时代的2026年呢？关于航天事业，凯恩斯主义者会告诉你，我们需要系统工程，需要科学家，需要生产厂商，需要协同，才能一步步实现太空探索的进步。而赛博朋克却告诉你，忘了这些吧，哪怕国家解体，公司大战，人类仍然建成了太空中的奇观，只需要权贵们的欲望达到了那个程度。

而这正是幻象的所在。新自由主义省略了发展的中间环节，忽略了维系发展本身也是一种需要投入的事情，它把发展的结果（甚至只是想象中的）当做自然历史的一部分呈现给你，像日落日升一样平常。它们许诺，你不再需要你那多余到有一些过剩的主体性，因为它们就是历史的逻辑所在，选择它们就是选择永恒的增长。

这样的许诺，不仅对全世界的小市民具有吸引力，同时也对那些想着吃得脑满肠肥的苏东官僚具有吸引力。而当苏东集团也都接受了增长的幻象，新自由主义便实现了自己的预言：“小国”通过“新自由主义”和“原子化动员”就能打败“大国”；虽然事实的真相是“大国”放弃了自己的体制优势，因此才被“小国”击败。

然而在这之后人们则会发现，他们被许诺的是历史的逻辑，得到的却是历史的废墟。过去已经空无一物，未来也早已隐遁。

新自由主义秩序——一个由外包组成的世界

增长的幻象造就了我们当代的资本主义秩序，而正因为这种幻象起源于许诺，所以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间接性，或者更时髦的说法，一个由外包组成的世界。

许诺与契约的不同在于，被许诺者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和许诺者交易，而许诺者也不必为被许诺者负责（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同理，被许诺者也不会如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契约一样直接承受来自于另一方的压力，许诺者对被许诺者的控制，总是要经过中介的运行。

当代的资本主义秩序也是如此，不过承担这种任务的并不单纯是增长的幻象，而是整个以技术理性组织起来的社会。在这里，底层的个体面对的不再是面目清晰的压迫者，而是被伪装成人化自然一部分的经济秩序；而由压迫造成后果，也弥散为无来源的痛苦，“生来便受罪”。

但这套机制是怎么起效的？依笔者之见，可以拆成三个部分：增长的幻象、新自由主义的空转、技术理性的统治。

增长的幻象是这套机制的思想核心，它首先构建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社会模型，设定了一个应然的结果（在宏观环境上是增长的无条件性，在微观个人上是将优秀个体的可能性设定为一切个体的可能性），然后根据这个结果向大众灌输：一切应然都是实然。

这并不是强迫，但是却成为了社会潜意识的一部分，确实没有人“逼”你步，但是整个社会建立于“你可以/需要更好”，于是借由你自己逼迫你自己更好，同时，告诉你“如果你没有更好，那只是你自己的问题”。

而实现这套幻象的，则是新自由主义的空转。什么是新自由主义的空转？笔者认为是物化和人化的和总。物化即把人本身的力量对象化，变成商品、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秩序，而“人化”（原谅我使用这个并不规范的名词）则是物化的相反过程，也就是对象于人的力量重新成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在新自由主义的过程里，资本主义的秩序通过人本身的再生产，同时又成为了人的一部分。

这正是消费主义的秘密所在，因为人的再生产，在社会再生产的循环中表现为了消费的一部分，因此控制了消费，也就操纵了人的再生产。通过生产与消费的交替，人生产了资本主义的秩序，又将资本主义秩序的意识形态（在这里是增长的幻象）植入自己脑中。

因为物化和人化的交替，人“经由”社会自己压迫自己，对于受压迫者来说，他们困在一堵看不见的墙里；可对于压迫者来说，他们也虽然不再直面压迫者的怒火，但是也无法让压迫者直面他们的怒火。

物化与人化的过程因为嵌入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中，所以除了产生对资本主义的忠诚，是不能作为管理的一部分的。因为以前的社会控制是一种外部性的、强加性的，但是“空转”是“自己奴役自己”，而这个自己奴役自己因为和资本主义再生产这个过程结合，就有了一种自然规律的性质，而规律只能被利用，不能被管理。

也就是说，为了使无产阶级臣服的过程，最终却使得资产阶级失去了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而为了控制这一过程但是又保持间接性，资产阶级只能将管理过程交给所谓的中间阶层。这些阶层以所谓中立的技术专家的面目出现，以协商民主、技术治理的名义，实则是将自己作为中间环节隔绝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这也就是我将新自由主义秩序称为“外包的世界”的原因。

物化和人化的交替是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相关的。没有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也就没有这种交替。同时它像过去的社会再生产环节一样有着自己的目的，即维护资本主义的运转；同时也生产一种东西，即是对资本主义的服从。

这样看，这种交替似乎并不应该称之为一种空转。但当一个系统不仅没有使得整个生产本身发生什么进步，反而让系统本身成为生产的负担，让整个生产过程需要倒贴的时候，那么这个系统也就实际陷入了空转之中。

在与苏东集团的竞争中，新自由主义者批判苏东集团的官僚和低效，并许诺能解决这个问题。但当新自由主义胜利之后，却创造出了更多的审计、目标、量化、评估，让马克费舍毫不留情地嘲讽为“市场化官僚主义”，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在于物化和人化的交替使得资产阶级无法直接控制劳动过程，因此这种交替毫无疑问是一种空转。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空转？这必须回到国家与阶级上才能理清。马克思告诉我们，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社会出现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对抗之后，国家便出现了。但是在这之外，国家也是一种带有中立性质的政治管理工具，而在资产阶级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里，国家又被赋予了一种使命，即现代化的使命。

现代性不仅在于国家的生产力进步，而同时在于让处在其内的人民成为现代化的公民，也就是说，被整合为现代国家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种整合使得第二国际兄弟阋墙）。

而这里我们便会发现一种矛盾，那就是“阶级统治”的国家要求排他，“现代化”的国家却要求整合。阶级的国家不可能在“全体阶级”的基础上进行，但现代的国家又必须在全体公民的意义上进行。而正是这个矛盾，催生出了革命，每一次革命都使得一个社会基础更加广泛的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并且使得另一个社会基础还要广泛的阶级成为革命的阶级。最终在无产阶级这个最广泛阶级的基础上，消灭阶级，也消灭阶级统治的国家。

但对于资产阶级来说，这却是一种命定的达摩克利斯剑，因为他们不可能成为那一种最广泛的阶级。面对这个难题，他们只能像过去一切腐朽阶级一样，运用社会控制，运用暴力与威权，然后眼睁睁地看着雪球越滚越大，资本主义内部与外部的矛盾是如此剧烈，哪怕坐在新殖民主义的金山上也无法幸免，而终于到了矛盾爆发的那一刻。

民权运动，五月风暴，这是20世纪两场在资本主义内部爆发的对资本主义的愤怒。愤怒的青年们无法再忍受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与压迫；他们也不信任那些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关的组织，无论是美国两党，还是法共。

于是在共同的愤怒下，他们自发发生了动员，不再以阶级的名义发生与行动，而仅仅以自己和他们的同伴的名义行动（那些大大小小的组织与其说是真的组织，不如说是相互联系的确认），他们要求资本主义的国家不再进行压迫，不再剥夺人追求自由与进步的权力，他们翻找一切国家所厌恶的东西，并且引为革命的同路人，以千千万个人的自由对抗资本主义。

接下来你可能以为，我要说“但他们失败了”，不，恰恰相反，事情更糟糕，他们成功了。资产阶级真的在这些热血青年面前屈服了，尽管被镇压，五月风暴的一代却改变了欧洲的思想，而民权运动带来了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改变，以及逼迫越南战争结束。

但，千千万个“个人”所组成的组织，不正是原子化的动员吗？用原子化的动员使得国家屈服，不正是“大卫战胜歌利亚”吗？是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承认了再也无法用旧的方式压迫，但五月风暴和民权运动所展示动员方式，不正蕴含着一种越过国家，以自我的方式实现力量吗？

在五月一代和民权一代，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对国家（以及相关的其他上层建筑）的不信任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他们的愿景与行动都将悬置国家政治作为首要目标。而这正是一种空转，以非组织的方式代替街垒、军事行动实现瓦解国家能力的目标。但既然他们能用“革命”的空转瓦解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那为什么资产阶级不能用反革命的空转来瓦解革命呢？

于是，当知识青年与民权运动领袖们说：“我们不要残忍，我们不要残酷，我们要温柔，我们要穷尽一切，我们要解释一切。我们要以自己解放自己！”资产阶级也学着他们的口吻说：“你们不要残忍，你们不要残酷，你们要温柔，你们要穷尽一切，你们要解释一切。你们要自己奴役自己！”于是，世界便发生了倒错，革命的五月风暴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五月风暴，解放的民权运动变成了奴役的民权运动。

在这个基础上，空转成为了资产阶级解决“阶级国家”与“现代化国家”矛盾的药方。虽然无法成为最革命的阶级，但是空转却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将资本主义的秩序通过社会再生产的方式植入到无产阶级中，使得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政治身份瓦解，而在这个瓦解的基础上再生产出“公民”，以及资本主义。

于是，无产阶级就仿佛从阶级国家与现代化国家的矛盾所在，变成了一片可以无限耕耘的土地，既然资本主义的秩序无时无刻不在生无产阶级，那么也就无时无刻不在生产空转的对象。生产者消失，消费者崛起，问题还在，但是却成为无尽的财宝；达摩克利斯剑高悬，但是却永远在倒计时。

可是不应当忽略的是，瓦解国家能力的空转实现在前，瓦解无产阶级的空转在后。不仅无产阶级因为空转失去了指向资产阶级的能力，资产阶级也因为空转失去了指向无产阶级的能力。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双双失去主体性，新自由主义最终成为了一场盛大的玉石俱焚。

所有人都负责，所有人都不负责

正如上文所说，为了维持空转，新自由主义发明了更多的官僚主义。但这却仅仅是空转的条件，而不是空转的后果。空转的后果，正在于空转的内容上。

让我们回到这片仿佛无限开垦的土地上吧，正如上文所说，空转本身成为了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条件，因为他能把“无限”的无产阶级转化为“公民”。一个有一些小钱，仍然是无产阶级，但是却相信着资本主义一切的模范消费者，我们一般叫做“中产阶级”（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的空转就是中产阶级化）。

新自由主义空转是以增长的幻象为基础的，这就会使得他们必须许诺无限地增长来俘获（赎买）无产阶级，而因此他们又必须基于无限地增长为无产阶级设定行动目标。

但增长并非是无限的，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能用于俘获无产阶级的增长点位会渐渐变少，而跟不上要求而被淘汰的无产阶级也会越来越多。过去几十年的增长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陷入了两种东西之中，一种是个人努力的神话，另一种是对阶级跌落的焦虑，而这些东西又最终被传承到中产阶级的子女里。

但随着增长的下降，可以被许诺增长的社会点位却减少了，于是个人努力的幻象被打破，诞生了许多失望者（甚至可以说是失败者）。对增长的幻象来说，这些人是危险的，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幻象的挑战，若想要维持新自由主义的空转，便不得不剥夺这些人的竞争点位，让他们的声音消失在公共场域里，使他们从新自由主义的空转中出清。

由于新自由主义的空转是依附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的，所以出清本质上就是一个人被踢出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过程，从他所对应的社会再生产点位中脱离。当然这种脱离是有着很多种表现形式的。

首先一种，也是最为剧烈的方式，就是被斩杀。这是最能引起人共鸣，最让人恐惧的一种方式，是以一种极其剧烈的社会暴力机制所出清的，带有惩罚与展示性质的。但是我要说，这种方式恰恰不是最广泛的方式，因为这仍然是一种被动式的出清，有赖于各种意外。比起后一种出清，这只是小巫见大巫。

后一种出清则是基于所谓“自愿”的，由于当代国家所建立起的保障网，当跌落不那么剧烈的时候（像是单纯在某一个职位的竞争失败），许多人仍然保有在社会内继续社会再生产的可能性，甚至也许有可能重返竞争。但这时增长的幻象便会发挥作用，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同的表述：“如果你跟不上竞争，那么肯定是你本身的问题，而不是增长的问题！”

但无论是接受（我确实不配），还是拒绝（我哪里不配），这个幻象都已然发生了作用，因为他造成了在认同层面与社会的分离，从而潜在的影响一个人的判断。当一个人在思想上接受了其与社会的对立，哪怕他实际上还没脱离出社会之中，他也在实际上主动退出了新自由主义的空转，以自我承认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放逐。

自愿类型的出清还有一种变体，有时候还会独立发生，那就是精神病化。我无意否定精神病的客观存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诊断精神病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医学诊断过程，同时也是锚定一个人的自我认同的过程，残酷地说，甚至是阉割一个人的过程。被诊断的那一刻，在社会和自我认知的意义上，一个人就永远被打上了残缺的标签，这个过程不是谁主观推动的，但是是一条已经客观形成的逻辑。

而一个人的能力，其实不一定与精神状态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但当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发生了坍塌，他就非常可能因此陷入一种失能的循环，在精神上被社会性死亡。

同时，精神病化的出清路径是具有传染性的，因为他们能建立一种基于身份上的认同，这会产生一种有毒的吸引力。虽然很多人会认为这只是一种仿造，但是当行为的模仿与身份的认同长久固定，伪造的精神病也会转化为真正的精神病。

精神病不是新现象，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整个社会精神病化的现象，无疑是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侧面。同时，生产精神病，其实也就是将阶级与社会矛盾转化成个人疾病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增长的幻象破产所造成的精神后果。

再来看看那些资产阶级吧，他们就好了吗？并非如此，当他们将社会控制的权柄交于技术理性治理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危机就开始了。我们不应当忘记，在过去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不仅是国家的主人，还是控制的主人，管理的主人，作为“阶级国家”的主人在剥削，作为“现代化国家”的主人却在治理。

而新自由主义的空转在给无产阶级植入增长的幻象时，也给资产阶级植入了同样的幻象。资产阶级同样把无限的增长视为自在之物，而实现这个代价的后果“仅仅是”把自己隔绝在社会生产外，相信技术理性的力量。

可是技术理性无法构成自在之物，它只是资本主义的代行人，本身不存在某种特定的信念，或者可以成为独自行为的主体。而负责给定目标的资产阶级，也早已把控制与监督生产的能力剥离给了技术理性。

这毫无疑问是一种倒错，却是必要的倒错，是当代维持资本主义的必要手段，但却也使得资产阶级本身也“过剩”了：曾经是技术理性的主人，现在却仰赖技术理性的供养而活着；曾经是对社会生产进行管理的主体，现在却对社会生产的管理一窍不通。

这个转变使得资产阶级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人格化，而成为了资本主义朽坏秩序的奴隶，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新自由主义的空转中也失去了主体性。

于是我们达成了这样的一个世界，无产阶级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资产阶级也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构成当代社会统治基础的技术理性根本没有自己的主体性，所有人都在场，所有人都不在场；所有人都负责，所有人都不负责。这是一种慢速腐朽的逻辑，而直到今天，我们才能真正看清。

尾声

当新自由主义造成了历史的废墟，废墟上站着庞大的“边缘人群”，我们便有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滔天巨浪”。21世纪的民粹化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尽管政治精英们大为惶恐，大西洋主义者惴惴不安，但是变革发生了，在“告别革命”的年代。

但不要为此欢欣雀跃，这只是一种应激，是一种人之本能的力量，它在呼唤主体性的复归，尽管为它鼓动的人们并不理解什么是主体性。而这正是危险所在，至少到目前为止，民粹主义的运动只是用空转的方式反对空转，用反革命的方式要求革命，用非主体化的方式要求一种主体性。

不过如论如何，当遮蔽在增长的幻象下的人们猛然惊醒，仍然能看见未来的星星，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那么就出发吧，趁着新自由主义还没有让世界成为空虚，去掌握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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