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抗战时期在重庆，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曾当面向五十六岁的马一浮追问：蒋介石身上，看不看得到一点中兴的气象？
这个问题不好答。
马一浮沉吟了一两分钟，说出一段判词，把"中兴"二字彻底否掉了。
这个年轻人叫任继愈，后来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图书馆馆长，他晚年把这段对话写进《马一浮论蒋介石》一文，成为今天我们知道这件事最可靠的出处。
马一浮为什么会在重庆，又为什么能见到蒋介石，这本身就是一段内幕。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高层总结战局，蒋介石、孔祥熙等人得出一个判断：国人多有附逆者，日寇敢于长驱直入，咎在"人心不古"，是新式教育把人心教坏了，所以要办一所传统书院，用圣贤之学匡补时弊。
办书院需要一面旗帜，朝野两界都认的人物，数来数去就是马一浮——他是绍兴才子，早年留学美、德、日，读过《四库全书》，熊十力说"马一浮道高识远"，梁漱溟称他"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但马一浮不是一请就动的人。他跟政府接谈，先立三条：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陈立夫满口答应，蒋介石也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拨开办费三万元、月给经费三千元。
一九三九年一月，当局派大汽车到广西宜山接马一浮入川，"意殆如古之所谓安车蒲轮"，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复性书院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开讲。
然而，即便如此，马一浮心里始终是有所保留的，他在给朋友熊十力的信里写明底线："以儒者立事，不可轻言请求。若求而与之，不唯失其自处之道，亦使彼重道之心完全消失。"
就在这段川渝奔波的日子里，蒋介石接见了马一浮，席间摆出虚怀若谷的姿态，请教治国之道。
据任继愈现场记录，马一浮劝蒋的话是："虚以接人，诚以开物，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
民间后来流传更广的版本是"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这是治国的根本之法"，两种记法字句虽有出入，内核是一个：治国以诚意为本。
刘梦溪《马一浮与国学》里另记有"恕以接人，诚以开务"的表述，并点明马一浮特意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
话如果只讲到这里，这场见面大约就是一场体面的君臣唱和。
然而，马一浮随后话锋一转，请蒋介石"务以国家民族为重，捐弃宿怨前嫌，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抵御外侮"，这等于当面指责蒋欺骗人民、虚伪专制、排斥异己。
这一番话，说得蒋介石默默无语，甚至有些尴尬。据刘梦溪书中转述，蒋介石事后对"诚"、"恕"二字甚为不快，他始终觉得"诚"、"恕"这样的话，是他对部下讲的，轮不到一个老儒反过来教训他。
正是这一席话，把双方的心思都戳穿了：蒋要的是礼贤下士的戏码，是书院这块"人心不古"的药引子；马一浮要的是真行王道，你真听，我就真讲。
蒋介石听不进去，马一浮也不抱幻想。他离开重庆时给友人的信里写道："在渝留止浃旬，所见之人不为少，据理观察，终觉前路茫茫，少有希望。一派虚伪苟且之习，毫无忧勤惕厉之意，处此偏而不安之局，岂不殆哉岌岌乎。"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任继愈追问印象，马一浮的原话是："此人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乏博大气象；举止庄重，杂有矫揉，乃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方之古人，属刘裕、陈霸先一流人物。"说完，又若有所思地连说两遍"偏霸之才"。
马一浮的这个比方，非常毒辣，刘裕、陈霸先，都是乱世里靠军功上位的开国皇帝，都偏安江南，国祚短促，都没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拿他们比方蒋介石，等于说：你有本事打天下、坐天下，但你器量撑不起一个完整的国家。
需要申明的是，马一浮的这番言论，并非书生牢骚，而是甚有深度以及远见的史家预判。
十年后，马一浮的预判，一字不差地兑现了。
在这之前，他的书院其实已经将此预演了一遍。
与蒋见面，蒋不愉快之后，国民党当局答应的"宾礼相待"很快变成空话，基金保管委员要由教育部委派，董事长要由行政院长委派，开讲式要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光临，还要马一浮给孔祥熙、何应钦写寿辞，侍从室和蓝衣社后来干脆派人以"院外参学人"名义驻进书院听讲。
马一浮给副董事长刘百闵的信失望地说："去年陈部长本许以宾礼相待，一切不加干涉，是以承命。今若此，是无异驱之使去也。"
一九四一年五月，马一浮宣布讲论结束，谢遣学人，此后靠刻书卖字维持书院和自己的生计。
如此，蒋的“器宇褊狭，乏博大气象”，简直是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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