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春，新疆军区子弟小学，甘祖昌第一次认真打量龚全珍时，先说的不是家庭条件，而是自己的不足：年龄、学历、身体状况，以及此前两段没有走到最后的婚姻。
那一年，甘祖昌将近48岁，龚全珍35岁。两人相差18岁。一个是身经战火的后勤干部，一个是带着两个孩子的普通教师，看起来并不算门当户对。
可甘祖昌并没有遮掩自己的情况。他坦白说，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只有初小学历，早年还因车祸留下脑震荡后遗症。龚全珍静静听着，没有急着表态。
这份坦诚，反而让她放下了戒备。
龚全珍出生于1923年，山东烟台人，家中兄弟姐妹众多。父亲去世后，她很早便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她做过乡村教师，后来来到军区子弟小学任教，收入不算高，却一直把教书看得很重。
介绍两人认识的李平校长，知道龚全珍最在意什么，因此没有用“首长夫人”之类的话劝她，只告诉她，甘祖昌看重的不是外貌，也不是对方是否有过婚姻，而是品德和吃苦精神。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第一次接触并不浪漫。龚全珍忙着汇报学校工作，根本没有仔细看清甘祖昌的模样。会面结束后，她还对李平说：“以后再碰见，我恐怕认不出他。”
真正改变她想法的，是甘祖昌对两个孩子的态度。
他专门来看孩子，抱着他们询问喜欢吃什么、喜欢玩什么，还认真说：“孩子是国家的人才，要好好培养。”这几句话很朴素，却让龚全珍感到，这个人并没有把孩子视作负担。
1953年3月，两人结为夫妻。婚后，甘祖昌没有要求妻子离开学校，也没有把自己的职务带进家庭。部队曾考虑安排龚全珍到后勤部门工作，她却表示自己喜欢学生，愿意继续当教师。甘祖昌听后，主动出面协调，让她留在子弟小学。
这件小事，恰好说明了两人的相处方式：不是谁服从谁，而是各自守住擅长和认同的事情。
龚全珍身体不适时，甘祖昌会请医生到家里诊治，亲自烧水、熬药、煮粥，还把孩子们叫到一旁，嘱咐他们不要打扰母亲。可病情稍有好转，龚全珍便惦记学校，准备回去上课。甘祖昌劝她多休息，她却说：“学生还等着我。”
在这个家庭里，丈夫尊重妻子的职业，妻子也理解丈夫肩上的责任。两个人都不善于说漂亮话，却在日常琐事中彼此照应。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甘祖昌被授予少将军衔。面对这份荣誉，他提醒家人，军衔是组织给予的信任，不是享受特殊待遇的理由。这个态度后来贯穿了全家人的生活。
甘祖昌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由于旧伤反复，他向组织提出申请，希望脱下军装、恢复农民身份。对一位少将来说，这不是普通的工作调动，而是主动放弃城市生活和军队待遇，回到江西农村从事农业建设。
申请获准后，甘祖昌携家人回到莲花县沿背村。龚全珍也从学校教师变成乡村教师，继续给孩子们上课。甘祖昌则把心思放在修水利、改良农田、购买农资等事情上。
他生活简朴，对家人要求也很严格。旧衣服能补就不换，家中子女从小便要喂鸡、割草、放牛，不能因为父亲当过将军就享受照顾。女儿甘公荣曾因平足未能参军，回家后觉得父亲“耽误”了自己，甘祖昌却说，既然标准如此，就应当遵守，不能让组织为难。
大女儿甘平荣后来因视力问题参军，也曾引起争议。即便有关方面考虑到她的家庭情况，甘祖昌仍坚持身体条件必须符合要求。得知女儿入伍后表现良好、射击成绩优秀，他才放下心来。
这些选择并不讨巧，甚至容易被家人误解。但甘祖昌认为，身份越特殊，越不能把个人关系置于原则之上。
龚全珍理解这一点。她不仅照料家庭，还常常从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帮助困难学生和教师。夫妻二人一个把钱和精力投向农业，一个守着乡村课堂，生活清苦，却始终各有坚守。
1986年，甘祖昌病重。临终前，他仍惦记着农资和困难群众，嘱咐龚全珍把工资用于购买化肥，帮助贫困农户，不要给自己盖房子。那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他几十年生活方式的延续。
甘祖昌于1986年3月28日逝世。此后，龚全珍独自生活多年，仍留在乡村教育岗位上。2015年，她签署遗体捐献志愿书。2023年9月2日，龚全珍因病逝世，享年10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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