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谷建杂文“冷峻”与“温热”的辩证
(作者:刘波)
读谷建的杂文,常让人想起鲁迅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里头藏着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横眉与俯首,冷对与甘为,看似水火不容,却在同一个主体身上浑然一体。谷建的杂文世界恰恰建基于这样一种精神结构之上——他写《防止公仆变“老爷”》,笔锋直指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字里行间是毫不掩饰的怒意;可你细读下去,那怒意底下压着的,分明是一层温热的焦虑,一种“公仆何以成了老爷”的痛心。他不是站在云端俯瞰众生,他是蹲在泥地里,替那些被“老爷”们踩在脚下的普通人喊一声疼。这种“冷”与“热”的缠绕,构成了谷建杂文最根本的张力,也是理解他全部写作的入口。
谷建杂文的“冷”,首先是一种修辞姿态。他写《大炮的威力》,通篇不着一字愤怒,只是冷静地铺陈“大炮”这一意象如何在某些人手中从武器变成道具,从震慑变成表演。这种冷,是手术刀式的冷,精确、克制、不发抖。评论界曾用“冷峻”概括他的风格,又以“睿智与幽默”为其加冕,这说明谷建的“冷”并非阴鸷,而是清醒到近乎冷酷的洞察力。他知道杂文不是泼妇骂街,杂文的杀伤力恰恰来自那种“零度叙事”——你越是面无表情地陈述荒诞,荒诞就越显得触目惊心。这种冷,是文学策略,也是精神定力。在众声喧哗的时代,能够冷得下来的人,往往是因为心里有一团火在烧,烧得他不敢轻易浪费笔墨于情绪宣泄。
然而,谷建的“冷”从来不是终点。他写《“下士闻道”的悲哀》,嘲讽的是那些对真理嗤之以鼻、对常识不屑一顾的“下士”们。按说这类文章最容易写成居高临下的智力优越感表演,但谷建没有。他写“下士”的悲哀,笔调里带着一种近乎悲悯的无奈——那些人不是坏,是盲;不是恶,是愚。这种悲悯,就是“温热”的第一次显形。它不是煽情,不是滥情,而是一个写作者对人性弱点的深刻体认。谷建似乎始终记得,自己笔下批判的对象,也是人;那些“下士”的悲哀,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的悲哀。有了这一层体认,他的冷峻就不再是审判,而是一种带着痛感的凝视。
《识破“两面人”》是谷建杂文中“冷”的极致。两面人是最难写的题材,因为揭露两面人本身就可能陷入另一种“两面”——你写他的虚伪,自己的文字是否真诚?你批判他的表演,自己的批判是否也在表演?谷建的处理方式是:不急于下判断,而是慢条斯理地拆解“两面人”的生成机制。他让你看见,两面人不是天生的,是土壤养出来的,是制度缝隙里长出来的。这种写法,冷则冷矣,却在冷中埋下了一颗温热的种子——如果你恨两面人,那你就该去改变那片土壤。这就不再是简单的道德谴责,而是指向了更深层的思考。谷建杂文的“温热”,恰恰体现在他不肯把复杂问题简化为一顿臭骂。骂是容易的,骂完之后呢?他关心的是“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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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窦娥”不再“冤”》这个标题本身就充满了谷建式的辩证法。“但愿”二字,是祈愿,是温柔;可“窦娥”与“冤”的并置,又是对现实的冷峻指认。这篇文章的力量在于,它把古典的冤屈原型拉进了当代语境,让你意识到窦娥的血溅白练、六月飞雪,在今天依然有它的变体。谷建不是在写一个古代故事的读后感,他是在写“冤”的当代形态——那些被权力碾压的沉默者,那些被程序正义挡在门外的申诉者。他写这些的时候,笔端是热的,热得几乎要烫伤纸面;可他的叙述节奏是冷的,冷得像法医在解剖。这种冷热交替,产生了一种奇特的阅读体验:你一边感到心被揪紧,一边又不得不佩服他文字的镇定。这种镇定,是文学修养,更是道德勇气。
《装聋与伪哑》是一篇将“冷”的幽默发挥到极致的文章。聋和哑,本是生理缺陷,谷建却把它们变成了一对精妙的社会隐喻。装聋,是选择性听见;伪哑,是选择性沉默。他写那些在权力面前忽然“失聪”的人,写那些在弱者呼救时忽然“失语”的人,笔调轻快得几乎像在讲笑话。可这笑话的尾巴上,拴着一枚沉甸甸的铅坠。你笑着笑着,忽然就笑不出来了。这就是谷建“温热”的另一种形态——他用幽默包裹愤怒,用轻松承载沉重。他知道,有些真相太苦,直接喂给读者会让人反胃;但如果你把它裹上一层糖衣,读者吞下去之后,苦味才会慢慢泛上来。这种写法,冷在外,热在内,像一枚冷冻的汤圆,咬破了,里面是滚烫的馅。
《脑瘫的“艺术高度”》是谷建杂文中一篇极具先锋意味的作品。他把“脑瘫”与“艺术高度”强行焊接在一起,制造出一种刺目的荒诞感。这篇文章的“冷”,在于它对艺术圈某些怪现状的零度呈现;而它的“热”,在于谷建始终没有放弃对“真艺术”的信仰。他嘲讽的是伪艺术,是那些以“脑瘫”为噱头、以“高度”为遮羞布的江湖把戏,但他没有嘲讽艺术本身。这种分寸感,是谷建杂文温热的证明。他知道批判的边界在哪里——你可以嘲笑一个装神弄鬼的艺术家,但你不能嘲笑艺术。这条边界,就是爱的边界。没有这条边界,冷峻就会滑向虚无,幽默就会沦为刻薄。
《崇高的狗卑微的人》这个标题本身就构成了一组尖锐的对比。狗是崇高的,人是卑微的——这当然是一种反讽。谷建在这篇文章里写的,大概是某种价值倒错的世相:动物性的忠诚被抬举,人性的尊严却被践踏。这种题材最容易写成道德愤慨,但谷建的处理方式是:把“崇高”与“卑微”这两个形容词都加上引号,让它们互相消解。他不说谁崇高谁卑微,他只是呈现这种倒错,让读者自己去品。这种克制,是冷;但这种克制背后,是对“人”这个类别的深沉关怀,是热。他写狗的崇高,是为了反衬人的卑微;可写到最后,你会发现他真正心疼的,是那些不得不卑微的人。这种心疼,不着一字,却尽得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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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与“非著名”》是谷建对文坛名利场的一次精准穿刺。著名与非著名,本是两个中性的描述词,可在特定的语境里,它们成了一对势利的标签。谷建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大概想起了很多“非著名”的好作家,也想起了很多“著名”的烂作品。他的笔调是调侃的,可调侃底下藏着一种近乎悲凉的清醒。他知道,著名与非著名之间,隔着的不是才华,是权力,是资本,是圈子,是运气。他写这些的时候,冷眼旁观,可旁观者的眼睛里,有泪光。这泪光,就是温热。谷建不是那种拍案而起的斗士,他更像一个坐在角落里冷眼旁观的智者,可当你看清他的眼神,你会发现那里面全是悲悯。
《防止公仆变“老爷”》是谷建杂文中一篇纲领性的作品。“公仆”与“老爷”的对举,几乎概括了他全部写作的政治关切。公仆何以变成老爷?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谷建用杂文的方式,做了一次次病理切片。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语气是冷峻的,像一个医生在宣读诊断书;可诊断书背后,是一个公民对共和国的拳拳之心。这种心,是热的,热得发烫。他知道,“公仆”这个词不是修辞,是承诺;而“老爷”这个词不是骂人,是警钟。他写这些,是为了让警钟长鸣。这种写作,冷在表面,热在骨髓。
把以上这些文章放在一起看,谷建杂文的“冷”与“热”就显出了一条清晰的脉络。他的“冷”,是对事不对人的冷,是对现象不对本质的冷,是手术刀对病灶的冷;他的“热”,是对人的热,是对弱者的热,是对理想的热。两者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递进关系——冷是手段,热是目的;冷是姿态,热是内核;冷是谷建作为杂文家的职业素养,热是谷建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底色。没有冷的包裹,热会变成滥情;没有热的驱动,冷会变成刻薄。正是这种辩证关系,让谷建的杂文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
更深一层看,谷建的“冷热辩证”其实触及了杂文这一文体的根本伦理。杂文天生是批判性的,批判就需要冷眼;可批判的目的是改善,改善就需要热心。冷眼与热心,构成了杂文写作的内在张力。谷建的贡献在于,他把这种张力处理得不露痕迹。你读他的文章,不会觉得他在刻意“冷热交替”,你只会觉得他在说真话,说人话。可正是这种“不刻意”,恰恰说明他已经把冷热辩证内化为了自己的写作本能。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冷,什么时候该热;什么时候该刀刀见血,什么时候该点到为止。这种分寸感,是长期修炼的结果,也是精神成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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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洒向人间都是爱”这个题目。谷建杂文里的爱,不是那种写在脸上的爱,不是那种甜腻腻的爱,不是那种“我爱你们”的口号式表白。他的爱,藏在冷峻的讽刺里,藏在幽默的调侃里,藏在悲悯的凝视里。他写“下士”的悲哀,是爱;他写“窦娥”的冤屈,是爱;他写“狗”的崇高与“人”的卑微,是爱;他写“著名”与“非著名”的势利,是爱。这种爱,不是俯视的施舍,而是平视的共感。他把自己也放进了被批判的世界里——他承认自己也可能装聋作哑,也可能在“著名”与“非著名”之间挣扎。这种自我审视,让他的爱不再居高临下,而是血肉相连。
谷建杂文的文学性,恰恰在于他拒绝把爱直白地说出来。他知道,说出来的爱,往往不是真爱;写出来的爱,往往不如不写。他选择用冷来包裹热,用反讽来传递真诚,用幽默来消解沉重。这是一种高级的文学策略,也是一种诚实的道德姿态。因为真正的爱,从来不是昭告天下的,它藏在那些不说爱的文字里,藏在那些骂得最狠的段落里,藏在那些让你笑完之后忽然沉默的句子里。
读谷建的杂文,你会想起一个古老的比喻:良药苦口。可谷建的药,不只是苦,它还有一层糖衣。这糖衣,是他的幽默,是他的文学性,是他的“冷”。可糖衣化开之后,里面的药是热的,热得能让你出一身汗。这身汗,就是反思,就是觉醒,就是改变的可能。谷建不指望一篇杂文能改变世界,但他相信,一篇好的杂文至少能让读者出一身汗。出了汗,人就清爽了;清爽了,世界就多了一点好的可能。
这,大概就是“洒向人间都是爱”的真正含义。谷建的爱,不是春风拂面式的爱,而是冷水激面式的爱。他用冷峻让你清醒,用幽默让你放松,用悲悯让你柔软。三种力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他杂文的独特质感。这种质感,既不是纯文学的精致,也不是纯批判的粗粝,而是一种介于文学与思想之间的、带有体温的写作。这种写作,在当下尤为珍贵。因为我们见惯了太多的冷嘲热讽,见惯了太多的热血沸腾,唯独少见这种冷热相济、刚柔并存的文字。谷建的杂文,让我们重新相信:批判可以是温柔的,讽刺可以是悲悯的,冷峻可以是深情的。
说到底,一个杂文家能走多远,不取决于他有多会骂人,而取决于他有多会爱人。谷建的杂文之所以耐读,之所以引人深思,之所以在冷峻的表象下藏着温热的内核,就是因为他始终没有忘记:他批判的每一个对象,都是人;他写作的每一个字,都是为了人。有了这个“人”字打底,他的冷峻就不会滑向虚无,他的温热就不会沦为煽情。冷与热,在他笔下,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的名字,叫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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