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没几天，一封来自长沙的信摆到了毛泽东的案头。
写信的人叫杨开智，杨开慧的亲哥哥。信里没说别的，就是想请毛泽东帮忙，在长沙安排个“厅长方面”的位置。
按理说，这个请求不算离谱。杨开智是杨开慧的胞兄，1925年北京农业大学毕业生，在农业和茶叶领域干了二十多年，当过林场场长、农业改进所技士、中茶公司总技师。论学历、论资历、论专业，他确实有资格。
更重要的是，他对毛泽东一家有恩，而且是救命之恩。
1930年，杨开慧在长沙被捕牺牲。她牺牲后，毛岸英三兄弟被放出来当诱饵，随时可能被特务盯上。是杨开智和妻子李崇德冒着杀头的风险，把三个孩子从监狱接回自己家中藏了起来。随后，他们又辗转接到毛泽民从上海发来的信，要把孩子送到上海地下党组织。杨开智的夫人李崇德和杨开智的母亲向振熙，一路护送三个孩子，几经周折才平安交到毛泽民、钱希均夫妇手里。
这还不算完。抗战爆发后，杨开智又把自己唯一的女儿杨展送去了延安。杨展1938年入党，在晋察冀边区工作，1941年日军大“扫荡”中坠崖牺牲，年仅21岁。杨开智直到1949年长沙解放，才从毛泽东的来信中得知女儿早已不在人世。
对这样一个有恩于己的人，毛泽东是怎么回的？
他给杨开智回了一封电报，只有几句话：“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同一天，毛泽东还给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发了一份电报，说得很直接：“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杨开智接到信后，没有死心。他又给在北京工作的表弟向三立写了封信，想让向三立替他找毛泽东说情，争取在长沙谋个厅长位置。
向三立不敢直接去找毛泽东，就给毛岸英写了一封信，转述了杨开智的想法。
毛岸英看完信，回了一封长信，态度比父亲还坚决。
他在信里写道：“来信中提到舅父‘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一事，我非常替他惭愧。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的了，而尤以为通过我父亲即能‘上任’，更是要不得的想法。”
接着他说了一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毛岸英还专门讲了一个道理，叫“共产党的另一种人情”。他说反动派常骂共产党不讲人情，如果指的是帮亲戚朋友升官发财那种人情，“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对人民的热爱、对劳苦大众的热爱，这种感情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但如果亲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冲突了，“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
信的最后，毛岸英写了一句让人心里发紧的话：“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
话说到这个份上，杨开智也明白了。
1950年，湖南省委根据杨开智的专业特长，安排他到省政府农业部门工作，从事农业方面的事务。这一次，毛泽东没有拒绝，而是热情地写了封信鼓励他：“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
杨开智后来在农业厅踏踏实实干了几十年，编写回忆录，宣传革命先烈的事迹。晚年的他生活朴素，为人谦虚。
这件事说到底，不是毛泽东不念旧情。杨开智的恩情，他心里有数。但正因为有数，他才更不能开这个口子。他给秘书立过一条规矩，凡是亲戚来找工作的，“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不写信”。
一个刚刚推翻旧世界的政党，如果自己先学会了旧世界那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跟被推翻的国民党有什么区别？毛岸英在信里那句话说得透彻：靠裙带关系当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杨开智想当厅长这件事，放在今天看，也许有人觉得毛泽东不近人情。但换个角度想：一个连自己最亏欠的人都不肯通融的政府，才配说“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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