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亚雷：小说与眼泪

我讨厌中国小说。因为我太爱中国小说（也就是说，我恨铁不成钢）。因为我自己也写小说。因为我已经写了二十年小说。因为我写的是不像中国小说的中国小说。因为我太想写出像中国小说的中国小说（但又不是我讨厌的那种像中国小说的中国小说）。我为此痛哭已久。为我的无能与渴望。为我的恨与爱。为此我基本不看中国小说。为此我继续写小说。
那就是我看到《泛舟》这篇小说时的状态。
那么我为什么会看这篇中国小说呢？你也许会问。让我来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首先，这件事跟气候有关。除了中国小说，我讨厌的另一样东西是江南冬季的湿冷。（鉴于我已经五十岁，请谅解并允许我，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讨厌某些东西。）因此2026年一月份，我决定去广州过冬。我在离珠江不远的老城区-它有个神奇的古老地名：龙导尾-如迷宫般的狭窄小巷里租了套三楼的小公寓。那是我这辈子迄今为止住过的最小的房间，小得仿佛我被温暖而合身地紧紧包裹着。楼顶有个小露台，我在那里喝咖啡、抽烟、看书、听粤语老歌（“做个真的汉子，承担起苦痛跟失意”），每隔几分钟，就有轰鸣的飞机从头顶飞过。除此之外，楼下一拐弯就是条布满小卖部小吃店水果铺、烟火气十足的老街。（在我看来，或者应该说“在我吃来”，那里有全世界最美味也最便宜的肠粉。）总之，我心满意足地安顿下来，然后继续开始心怀不满地写小说。
其次，除了气候，这件事还跟诗歌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跟诗人有关-帮我找到这套公寓的是一位诗人兼大厨，奕进。他三十出头，染着亮蓝色头发，不仅才华横溢（无论作诗还是做菜），而且温柔耐心。他和几位朋友创立了一个叫“飞象界”的诗歌社团，此外他还经营着一间叫“小疯鸟与魔鬼鱼”的网红餐厅，离我住的地方走路只要几分钟。它夹在一排老式骑楼中间，有大落地窗和蓝粉色的光，在夜色里像一间酒吧。它也确实不是正常意义上的餐厅，而更像个文艺食堂：每天只提供一种世界主义风味-从湖南腊肉到苹果烤鸡-的晚间套餐。二楼提供各种鸡尾酒，并不定期地举办主题多样-从手工皂到毒蘑菇到文学叙事结构-的交流聚会。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星期天，是在我主讲的“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翻译写作营”的最后一堂课结束之后，我与来友情客串的另一位诗人，黄礼孩，坐在餐厅角落，一起翻看排列在书架上的那些“飞象界”出的诗歌小册子。当然，这些作者的名字我们都闻所未闻。然而，我向他指出-我认为我是正确的-它们比我们经常听闻的那些名字其实写得更好、更生机勃勃。我特意打开一本《工具箱，或爱的维修手册》（作者叫“螺丝起子”），让他看那首《现在我格外爱她》，第一句是：
“亲爱的，火山旁边并不生长玫瑰。”
我又让他看页下关于这句典故的注释：
火山与玫瑰：你让它挨着心房／那玫瑰怎能存活？／在世上我从未见过／花朵挨着火山生长。（选自贝克尔诗集）
我记得很清楚，看完这句话，我就让黄礼孩独自去翻阅那些小册子，自己转身在书架上又拿了一本之前没看到的小书。它同样印制粗糙，甚至更为简陋，仿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某个小文印店的产物。封面是张像素模糊、如同复印般的图片：一个穿着吊带长裙的长发少女，侧身背对我们，站在一片被山峦草木环绕的湖水前，湖面上有只小船。左上方用蓝色的钢笔行书写着两个大字：泛舟，字下还配有英文：Drifting A FICTION。所以，这是本小说？我翻开第一页，是两行题记：
“我一直留恋着你转身时刻的背影，／以至于因此忘了你的面容。”
我若有所动。我翻过这一页。我读完了小说的第一页。然后我又读了一遍。然后我读了第三遍。然后我合上书。
当天晚上，回到我那名副其实的蜗居，靠在床上，花了三四个小时，我近乎饥渴但又恋恋不舍地一口气看完了这部小说。这部中国小说。放下书我怔怔地呆坐了一会儿。然后我开始哭起来。
我有多久没流泪了？更有甚者，我有多久没为一篇小说而流泪了？如果说眼泪对于小说曾意味着赞美，那么在福楼拜、罗兰·巴尔特、法国新小说、后现代主义等接连不断的洗礼之后，眼泪对文学已变成了一种侮辱。眼泪变成了煽情、浅薄、浪漫、多愁善感的象征物。但果真如此吗？我觉得有必要分析一下我的眼泪。第一个问题-尽管这听上去像一句流行歌词：我的眼泪为谁而流？
从表面上看，答案很明显：小说的男主人公，陈子路。这是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它立刻让人想起中国文学史上的两个名人：“子路”和“陈子昂”。前者是孔子最著名的学生。后者的诗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人尽皆知，并被誉为“千古言愁之祖”。但这个名字一开始并没有出现，我们首先看到（听到）的，是一个第一人称叙述的场景：一个中年男子，坐上了一列驶向某个南方小城的动车。这个叙述者“我”的语气散发出如此浓郁却又超然的忧伤-某种“陈子昂”式的“言愁”？尽管这时我们还不知道他的名字-以至于它几乎像一个谜（因此我才会看三遍）。这或许跟它那谜一般的第一句有关：
“我已很难回到你，何况回到我自己呢？”
（这句话虽然难以解释，甚至不合逻辑，却无法想象可以没有它。）也或许跟他那幽然从容的追忆口吻有关，他受邀去参加多年前的旧情人俊秋的聚礼，因而才有了这趟地理和精神双重意义上的回前之旅。
回忆从二十年前他大学毕业开始：他的第一例工作，是在一个偏僻的山乡中学代课。正是在这剧回忆中，我们得知了他的名字。叫出这个名字的是他第一个有可能（但未实现）的性对象，同时小张老师，她问了一句“子路，那些书你可曾看了？”而出于做贼心虚，他的第一反应，以为“那些书”指的是宿舍里那些被他反复研读的明清艳情小说。这是个颇具象征和概括意味的问句-
“子路，那些书你可曾看了？”
它将传统现实（儒家）、性、叙事（小说）瞬间连为一体。
事实上，我们可以由此将整部小说看成是由三组爱情与现实交锋而构成的叙事系统，每一组均以某次性爱为核心。第一组是子路与周希，这是子路的初恋，正因为后者，他才会来到这座南方小城湖山，并迎来了期待已久的第一次。（他感叹“之前看过的书终于要派上用场了”。）第二组是子路与俊秋，时间跨度最长，所占篇幅最大，恋情也最为成熟炽烈。（“我们足不出户······这几日，她要么穿我的T恤，要么一丝不挂。”）第三组是子路与阿莲，与前两次不同，虽然它同样发生在渤山，却不是回忆：火车已抵达目的地，阿莲是当年周希的好友，他们是久别重逢-他们随后的做爱似乎缺乏铺垫，然而却有种不可理喻的、奇妙的水到渠成。那是讲故事的最佳状态：仿佛事情必将如此。（我能想到的另一个类似例子，是《挪威的森林》结尾处满脸皱纹的玲子与青年渡边的做爱。）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前两组恋爱是怎样被现实击碎的。首先是周希的神秘失联，结果是因为她已有一个虽不爱却为她承担了学费并承诺给她找份工作的未婚夫。然后是子路不得不离开渤山和俊秋，因为母亲病重，他必须回到北方老家去照顾。一个是金钱，一个是孝道，两者都难以违抗。那么他与阿莲呢？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太多阻挡。（阿莲是个单亲妈妈，她贡献了一句关于离婚的金句：“我问她为什么要离婚？阿莲笑说，因为结婚了呀。”）小说的第一人称自述从火车开动开始，在静态的车厢与动态的回忆场景间优雅自如地来回切换，直到这两条时间线在阿莲的身体上汇合：
“多年没有性爱的我们，那中年的身体竞也很快适应了对方。我们一起抵达天空，在浩瀚天际遨游，直至双双跌入大海。”
第一部分就此结束。
第二部分相对简短（大约为自述的一半不到），以阿莲的第三人称视角展开。她翌日早晨在酒店房间醒来，发现子路已经消失。她开始翻阅之前子路托付给她保管的笔记和书信。此时我们发现那些笔记即是小说第一部分的自述-一个巧妙但常见的元小说手法。而当看到一则手机上跳出的本地新闻-一名外地中年男子从水电站大坝上跳水自杀-阿莲生出不祥的预感，并记起子路说过有封信留给她。当然，那是封绝笔信。
如果说陈子路的死产生了某种侦探小说般的意外和震撼效果，主要原因就在于他隐藏了一封绝笔信中才披露的重要信息：作为副市长，他即将接受调查。但给我们的感觉是，对此他与其说感到恐惧，不如说感到欣慰，甚至如释重负。因为正如他在信中所写，“以这种方式结束此生的念头这些年总在我脑中盘旋，让我着迷”。这一次，也许是唯一的一次，他终于得以让自己去利用现实，而不是被现实利用。（尽管文中没有也不必点明，但我们很难认为他是真正的贪官，更大的可能是他陷入了某个无法脱责的圈套。）
但假如只有“接受调查”和“俊秋之死”这两桩时间重合的事件，仍不足以让他的自杀完全令人信服。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没有孩子。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他生不出孩子。而这又与俊秋的两次流产形成了某种呼应-第一次是在他们恋爱期间（但并非他的孩子），第二次导致了她的死亡。
孩子的缺失意味着父母之爱的缺失。而父母之爱是世界上最坚固、最能抵抗现实腐蚀，因此也是唯一有可能的爱。相比之下，爱情则是最脆弱、最无法战胜现实，因此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陈子路的故事既是一个爱情故事，同时更是一个彻底失去希望的故事，一个彻底放弃的故事。
回到之前那个侦探小说的比喻，我们可以将小说的两部分视为一种经典的“谜团-解谜”结构（只不过在这里，受害者与凶手是同一个人）。子路的自杀完美地解释了第一部分自述中那谜一般的“言愁”和忧伤：因为叙述语气的背景是死亡。对此也可以从技术角度加以考察：对逗号似乎略显过度却又自然而然的运用，中西文白相间的遣词造句，亦谐亦庄的淡然腔调。甚至某些看似负面的表现也显出其必要，比如很多陈腐（但却并非不精确）的形容，在此反倒有了一种契诃夫式的质朴。毕竟，一个决心赴死之人，毋需再写出什么新颖惊艳的句子来取悦谁。
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用来揭开我的眼泪之谜。我的眼泪并不是为陈子路而流。我的眼泪是为绝望和放弃而流。为了爱的不可能而流。那份爱，对象可以是某个人，也可以是某种理想-比如中国文学。但正如拉金那些膜拜死亡的灰色诗篇却能激发出奇异的生命力，这种绝望，这种不可能，本身却成了一种希望与可能-通过写作的艺术。所以沃尔科特曾这样赞美拉金：“他的悲伤如今成了我们的愉悦。”也许那就是为什么，哭过之后，我感到一种平静有力的愉悦。我甚至重新开始对中国文学（也包括我自己的写作在内）充满信心。尽管不知为什么，我有一个直觉：这部小说的作者已经放弃了写作。
在这个年代，你很难找不到一个人。但我搜遍了微博、微信和小红书，也找不到“吴承东”这个人-这个名字被印在那本简陋小书的封面和封底。随后我发现在内扉页和最后的排版页上写的是“吴承冬”。一个可笑的排版错误？或者是有某种神秘的寓意（东即是冬）？我倾向于是前者（鉴于书中还有其他错别字）。“吴承冬”同样搜不到。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不用搜-也许我只是下意识地想看看他的放弃程度-我只需去问奕进，书是从他那里拿的。
我们很快加上了微信。他的微信名是“木易”，头像是一个小男孩在海边-应该是他的孩子。真好。我们简单寒暄了几句：我很喜欢这部小说。谢谢。这部小说发表过吗？没有。愿意它被发表或出版吗？乐意，感谢。是的，他很高兴，但没有特别高兴。很好，我想，这才像写出《泛舟》的人，没有大部分写作者的那种急切-当然，这也许是因为他已经放弃了写作。是的，他告诉我，他已不再写小说。他早年写诗，现在偶尔还写，但主要是做生意。他来自成都，但目前在广州。广州？那时我正准备离开广州。但与其说我们为不能见面而遗憾，不如说我们都松了口气。作为读者与作者，我们在小说中彼此已如此熟悉，如此默契，如此满足，以至于无法想象一切不会被现实污染。
我决定将小说推荐给《西湖》杂志-多年前我曾是那里的小说编辑-而他们，令人欣慰地，欣然接受。这是个美妙的结果。仿佛一切早已注定。注定它要通过大气层、诗歌、雷蒙德·卡佛、火山与玫瑰而抵达我的手中，然后最终，《泛舟》于《西湖》。
最后我想谈一谈《泛舟》这个标题。它出自第一部分中的一个回忆场景：子路初到渤山的那夜，被周希和她的一对好友-阿莲及其男友顾老师-拉去城郊的伊蔷湖中划船游玩。泛舟途中，他失去了“早就想失去的初吻”。（在随后的小旅馆里，“皮肤上还残留着湖水的腥味”，他又失去了同样早就想失去的童贞。）在各种意义上，这都是一个标志性的场景，尤其是当看完整部小说再去回望的时候，我们会不无惊悚地发现（几乎要起鸡皮疙瘩），那是一叶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舟：坐在船上的另外三个人，已然概括了他的一生之爱。周希与阿莲自不用说，而这位顾老师，正是因为他将自己的手机号码赠予子路，俊秋才会出现-这是个自然而奇妙的情节设计：俊秋是被顾老师抛弃的前女友，错将信息发给了子路，两人由此相识。而除此之外，他更想不到的是，他们泛舟其上的这片湖水，将在二十年后成为他的葬身之地：因为新建水电站，老城被完全淹没，“伊蔷湖面积扩大了几倍，老渤山已沉于伊蔷湖下”。
这或许就是小说那令人费解的第一句话的谜底。
“我已很难回到你，何况回到我自己呢？”
这里的“你”并不是指某个人，而是指已沉于伊蔷湖下的湖山老城。回到那里-回到自己-的唯一方法，似乎就是从水电站大坝一跃而下。那么，我们的陈子路是怎样渐渐变成不是自己的呢？正如渤山老城拆迁就发生在他与俊秋分开之际，我们看到年代是如何被轻巧地编织进这个爱情故事，并在不知不觉中作为模糊的背景完成了对主人公的塑造。而讽刺的是，陈子路本身的职业就是塑造-他一直都是老师：从什么课都教的乡村代课老师，到半欺骗性质的计算机培训（当今AI风潮的复古版），从老家的中学历史老师，到教导主任、校长，直至身陷贪污丑闻的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坐在火车上，他发出这样的感慨：
唯一相同的，无论作为少年或中年的我，皆一路向南······“衣冠南渡”时，当年那些逃离故土的中原士族，一路上不知道是何心境？而当中原文化陆续在南方生根之后，是否南方更能代表华夏文化之正统呢？总而言之，南方曾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之中，代表着民族的某种憧憬，饱含了某种向历史深处延伸的深意。
而现在，对子路来说，实现这种憧憬的最佳方式，就是放弃。

原载《西湖》202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