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六年。
番禺市桥那条街上，加代有一间场子。楼下是大厅，楼上是十来个包间，门口一块招牌，晚上七点亮灯。
那一年番禺一间这样的场子，一个月出账四万多。看场的一个月一千八，加代给两千，管两顿饭。
看场的是杜铁男和周广龙。杜铁男跟着加代四年，周广龙是本地人，一九九三年就在这间场子里看门。
加代在这间场子里有个规矩：客人喝了酒嘴上不干净的，劝；动手的，请出去；自己人先动手的，自己赔。
这条规矩是他自己立的。一九九四年有个看场的把客人推倒，加代从自己账上拿了四千八赔出去，回头从那人的工钱里一个月扣三百，扣了十六个月。
场子里二十三个伙计，一楼十一个，楼上六个，后头六个。每个月十五号发工钱，一天没晚过。
十月二十六号夜里，十一点半。
场子里正满。楼下大厅坐了七成，楼上的包间满了五个。
门口进来二十来个人。
领头的五十来岁，个子不高，穿一件黑夹克，头发梳得整齐。他是郑满仓。
郑满仓在这一片是老人，退了几年，这两年没怎么露面。他进门以后没往里走，站在门口那张桌子边上。
杜铁男从吧台后头出来。
“郑爷。”
“铁男。”郑满仓说，“今天这地方我接了。”
“郑爷，你这话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郑满仓的人往两边散，一路往楼上走。杜铁男上去拦，被人从侧面撞开。
那一段不到五分钟。
大厅里三张桌子掀了，吧台后头的酒柜倒了一半。杜铁男被按在吧台上，右边肩膀让人掰了一下。周广龙在楼梯口，被人从背后推下去，滚了六级台阶。
客人从门口往外走，鞋底踩在玻璃上。
郑满仓站在门口那张桌子边上，从头到尾没动。等人散得差不多了，他往前走了两步，把手插在夹克兜里。
“跟加代说一声。”郑满仓说，“这地方我要用半年。半年以后他还想要，再来找我。”
杜铁男和周广龙当晚进了医院。
那间医院在番禺市桥，住院部后头有一排住院房。杜铁男右边肩膀的骨头裂了一道缝，住了二十一天。周广龙摔下去的时候手撑了地，手腕上打了石膏，住了十一天。
两个人住院花的钱加起来三万一千二。
加代交钱的时候是现钱，一千二一沓，一共交了二十六沓。
场子停了九天。九天里房租、工钱、电费照样往外走，一共两万七。
那天夜里场子毁了七八成。吧台的酒柜倒了，酒淌了一地，木地板泡了一夜。第二天开门清点，砸坏的东西值一万四千多。
加代是第二天早上到的番禺。他在医院里坐了一上午，把两个人的住院费都交了。
“哥，我没拦住。”杜铁男说。
“几个人。”
“二十来个。”杜铁男说，“郑满仓进门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不对了。我上去跟他说话，他从头到尾没动。”
“他没动手。”
“没动手。”杜铁男说，“他就站在门口那张桌子边上。”
加代把病房的窗户打开，往外看了一眼。
“养着。”
十一月二号，有人给加代带话。
带话的是番禺一个做砂石的，姓黄，两边都熟。
“加代哥，郑满仓让我带句话。”
“说。”
“他说这地方他用半年。”老黄说，“他还说，你手下那两个看门的，他给留了面子。”
“留面子。”
“他说要是他自己的人上，那两个不是住院。”老黄说，“他还说，他退了几年，这一手是给你的脸。”
加代把杯子里的茶喝完。
“话我带到了。”老黄说，“加代哥，你俩的事我不掺和。”
“你知道他为什么出来。”
“不知道。”老黄说，“我也奇怪。他退了几年，手里就十来个人。”
十一月三号，加代让人带周广龙去办一件事。
“出院以后你去趟外头。”加代说。
“办什么。”
“问他这两年在外头干什么。”加代说，“别问他自己，问他边上的人。”
十一月五号，加代去了一趟场子。
招牌还挂着，玻璃门上贴着一张纸，是郑满仓的人写的：停业装修。
加代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那张纸撕下来，卷成一团，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十一月九号夜里十点，加代带人回了番禺。
他从深圳带了四十个，加上广州这边叫得动的，一共六十三个。
那间场子晚上七点亮灯，十点最满。
加代的人是九点五十到的。到了以后没进门，把那条街的两头堵上。
十点整，加代推门进去，身后跟着杜铁男的弟弟和八个人。
楼下坐着郑满仓的人，二十来个。他们看见门口进来的人，都站了起来。
加代带的人一路进到大厅当中，两边的人隔着三张桌子。
“郑满仓在楼上。”加代说。
有人往楼梯口走，被人拦住了。
楼梯口推了一分多钟。加代这边人多，一层一层往上压。
郑满仓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楼下已经站不下了。
他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两只手插在夹克兜里。
“加代。”
“郑满仓。”
“你带这么多人来。”
“我来拿我的地方。”加代说。
郑满仓从台上下来的时候，加代的人把他围住了。
杜铁男的弟弟站在最前头，手里攥着一截钢管。
“代哥。”他说，“我哥在医院躺了二十一天。”
“我知道。”
“他右边肩膀里现在还有东西。”
加代没说话。
“代哥，这个人今天不能全须全尾地走出这条街。”
围着的二十来个人谁也没动，都看着加代。
“把东西放下。”加代说。
“哥——”
“放下。”
杜铁男的弟弟站了一会儿，把那截钢管扔在地上。
十一月十号下午，陆伯来了。
陆伯七十岁，番禺人，早年在广州这一片走过货，如今不做了。谁家跟谁家有事要了，都得请他老人家到场。
陆伯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身后跟着一个老太太，七十三岁，穿一件蓝布褂子，手里拎着一个布包。
地方是市桥一间老式茶居，二楼靠窗一张方桌。
“陆伯。”
“加代。”陆伯坐下，“我给你带个人来。”
老太太站在楼梯口，没往里走。
“这是郑满仓的娘。”
加代站起来，把身边那把椅子往外拉了拉。
“坐。”
老太太没坐。
“加代，我今天来，是替她说一句话。”陆伯说。
“你说。”
“她七十三了。”陆伯说，“郑满仓是她最小的儿子。上头两个，一个没了，一个在外头不回来。她这一辈子就剩这一个。”
加代没说话。
“郑满仓欠了钱。”陆伯说，“这个我知道，你也知道。他退了几年，本来不该出来。”
“他出来，就出来抢我的场子。”
“他不对。”陆伯说，“这个我不替他遮。他把你的人打了，把地方占了，这两笔账他得认。我今天来不是替他抹账的。”
“那你要什么。”
“加代，我要你一句准话。”陆伯说，“你要他这条命不要。”
楼上没人出声。
老太太站在楼梯口，两只手攥着那个布包，一句话没说。
“你手底下那几个人这两天嘴上说的是什么，我听见了。”陆伯说，“我也知道你为什么不动。可你不说一句准话，底下的人就有底下的做法。”
“陆伯，你坐下说。”
“我站着说。”陆伯说，“我七十了。我站起来把话说完了，你要是说我这张老脸不值钱，我出门就走。”
加代没说话。
“加代。”老太太忽然开了口。
满屋子的人都看她。
“我儿子做错了事。”老太太说，“你要打要罚，我不管。我就求你一件事。”
“你说。”
“给我留他一条命。”老太太说，“他今年四十六，我七十三。我走在他前头行，我不想走在他后头。”
加代把手抬起来。屋里的人都以为他要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