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4年春，缅甸北部山路上，牟田口廉也率领的日军第15军正向英帕尔推进。队伍里除了背枪的士兵，还有牛、马、山羊等牲畜。看上去像一支运输队，实际上却是一次危险的豪赌。
牟田口把希望押在“速战速决”上。他判断，英帕尔是英军在印度东北部的重要补给基地，只要日军穿过山地和丛林，夺取这座城市，粮食、弹药便能就地补充。
这个判断并非毫无依据。英帕尔位于印度与缅甸交界，控制着通往缅甸的交通线。日军若能突破此地，不仅可以威胁英军在印度东北部的部署，也可能打击中国远征军和英军之间的联系。
问题在于，牟田口只看见了地图上的距离，却没有真正估算山地作战的代价。
日军原本就缺乏充足运输能力。缅甸北部道路狭窄，雨季将至，车辆难以通行，重炮和粮秣无法稳定跟进。英帕尔方向的山路、河流、沼泽和密林，又使补给难度成倍增加。
部下曾对行动表示担忧，有人提醒，部队一旦深入山区，补给线很可能被切断。牟田口却坚持认为，日军应当依靠精神和速度取胜。按照他的设想，战斗不会拖得太久。
于是，日军开始征集牲畜，试图让牛马承担运输任务，同时把它们当作紧急口粮。这个办法在古代战争中并不罕见，但二十世纪的战场已经完全不同。飞机能够侦察，火炮可以覆盖道路，受惊的牲畜很容易失控。
行军途中，日军不断遭到英军空袭和炮击。牲畜四散奔逃，运输物资随之损失，士兵还要分出人手看管它们。更麻烦的是，牲畜消耗饲料，也占用本就有限的饮水和运输能力。
有意思的是，牟田口并没有因此调整计划。1944年3月，日军正式发动代号为“乌号作战”的进攻。参加行动的兵力达到数万人，相关支援部队规模更大，但真正能够持续获得弹药和粮食补充的部队，却远没有纸面数字那么多。
日军最初推进较快。英帕尔外围的英军和印度部队一度受到压力，可英军很快依托空中运输稳住阵脚。运输机不断把粮食、弹药和药品送入战场，山地道路的限制没有完全困住英军。
日军则恰恰相反。部队越深入，补给线越长；道路越难走，伤员和病号越多。到了雨季，河流暴涨，泥泞吞没道路，许多日军分队既得不到粮食，也无法获得足够弹药。
前线士兵的口粮迅速减少。有人宰杀牲畜充饥，也有人寻找野菜、树皮和草根。这里需要说明，流传甚广的“十万日军全部靠吃草作战”并不准确，但大量士兵因饥饿和疾病陷入濒死状态，却是战场记录中反复出现的事实。
热带环境同样成为杀手。疟疾、痢疾、霍乱和营养不良交织在一起，许多士兵还没等到正面交战，便已经失去行动能力。英军后来发现，日军伤亡中有相当部分并非直接死于枪炮，而是倒在疾病、饥饿和撤退途中。
牟田口在后方仍要求部队坚持进攻。面对求援电报，他没有及时承认计划失败，反而把困境归咎于士兵意志不够坚定。有人据此概括他的态度：“只要继续冲，就能解决粮食问题。”这句话未必是逐字记录，却准确反映了当时指挥层的僵化。
1944年5月以后，日军攻势逐渐停滞。英军依靠空运加强防线，并在英帕尔和科希马方向展开反击。日军各部被分割在山地中，既无法攻城，也难以撤退。
7月，日军被迫放弃进攻。撤退比进军更加惨烈，伤员无人照料，尸体散落在道路和丛林之间。日军第15军原有兵力并非简单的“十万人全军覆没”，但死亡、失踪、负伤和患病人数极其惊人，通常统计为数万人，部分说法将死亡与失踪合计到五万人左右。
因此，“牟田口一人坑死五万日军”是带有强烈概括色彩的说法。战败当然不能只归咎于一个人，日本陆军的轻敌、情报误判、后勤制度和高层决策都负有责任。但牟田口作为战役主要指挥官，坚持冒险进攻并延误撤退，责任无法回避。
战败后，他被解除职务。牟田口却长期为自己辩解，认为计划本身没有根本错误，失败主要来自部下执行不力和战场条件变化。战友之间对此争议很大，部分旧部甚至拒绝再与他来往。
战后，牟田口曾被盟军拘押，1948年回到日本。他没有像一些战败军官那样自杀，而是继续撰写材料，为英帕尔作战申辩。1966年8月2日，牟田口廉也因病去世，终年81岁。那场持续数月的山地战，也因此留下了日本陆军史上最典型的后勤灾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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