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战场：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在占领岛屿的“地名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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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采取了诸如将关岛改名为“大宫岛”等一系列“地名改正”举措。战前日本针对新领地非汉字地名的表记问题，立足于日文表记系统，因应不同的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情境形成了多种方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彰显“神土扩张”或标榜所谓“非殖民化”，积极通过“地名改正”将英美领地纳入日本地名文化系统。军部也根据形势调整策略，操控民众认知，战况有利时借新地名宣扬“神土”扩张，战事受挫时恢复原名以淡化失败。日本战时构建了一个“符号战场”，显现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对内宣传的实态，也折射地名在近代殖民扩张过程中的工具角色。

关键词：地名改正；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太平洋上出现了数处日本色彩浓烈的汉字岛屿地名，如关岛（Guam）被改为“大宫岛”，威克岛（Wake Island）被改为“大鸟岛”等。这是日军占领美英领地后实施“地名改正”的产物。本文借鉴批判性地名学的视点，利用近代报刊、档案，全面考察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在占领岛屿的“地名改正”实践，揭示日式地名在生成与运用两个环节中如何成为日军纪念领土征服、操纵民众战争认知的工具。“地名改正”在激烈的战火之中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构建“符号战场”，不仅暴露了日本对外侵略、对内宣传的军国主义本质，更显露地名问题在国际军事、政治与文化博弈中的深刻意涵。

一、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地名改正”的政治性

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沟通之初，本土地名经历了以汉字音读或训读摹写发音的假借（当て字）过程，汉字成为其地名传统的基础元素。随着日本人向本州岛东北部扩张，阿伊努语地名也采用假借汉字的方式表记。到战前，日本本土地名全部由汉字表记，片假名则固定应用于域外地名。

表记方式的差别使地名表记符号的选用在近代日本成为蕴含意识形态色彩的议题。表记域外地名的基本方式是将域外地名处理为片假名拼音的外来语，“日本化”程度可谓最低。近代日本受本土地名假借传统、中国明清时期音译世界地名的影响，也存在以假借汉字表记域外地名发音的方式。这在保留其原有发音基础上更贴近日本本土地名，易于记忆，还容纳汉字特有的表意性，凸显特定审美意识与褒贬态度，“日本化”程度相对更高。更进一步则是完全抹除原有地名，另行赋名或挪用日本本土地名，从而发挥刻画地理特征、增进本国认同、称颂特定人物、“彰显国威”的功能。这意味着将日本地名文化彻底凌驾于原住民固有文化之上，使“日本化”程度达致最高。

地名表记方式的意识形态内涵，在近代日本对外扩张过程中显露无遗。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吞并琉球，甲午战争后侵占中国台湾、旅顺并在天津、汉口等地设置租界，20世纪初吞并朝鲜。上述地域均属汉字文化圈，原本即存在汉字地名系统。日本侵略者基本沿用了原有汉字地名，仅改正了少数有欠“雅驯”的地名，并为新开辟的居留地、交通要津赋予日本地名。地名的表记方式，尚未成为一个问题。

近代日本先后将统治延伸至“虾夷地”、库页岛，如何表记并不使用汉字的民族语言地名，成为争议课题。这些地方毗邻本州岛、日本人活动频繁，明治政府一方面借鉴“东海道”等本土地名将“虾夷地”定名为“北海道”，另一方面以假借汉字方式，将阿伊努语地名音译为“本字”也即汉字。至于更北方的库页岛，日语虽早有摹写原住民族发音的假借汉字地名“唐太”或“桦太”（からふと）指代全岛，但缺乏微观地名。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海军强占该岛，以江户时期曾实地考察该地的幕臣近藤重藏的名字命名“近藤岬”“重藏岬”，并以时任第四舰队司令官片冈七郎的名字命名“片冈湾”“七郎湾”。这引起陆军编修官冈部精一的批评，认为海军的命名不仅疏于考证、有失“雅驯”，且有彰显个人武功之嫌。他认为民族语言地名仍有学术保存的价值，真正应废除的是带有沙俄色彩的地名。有人主张效仿北海道先例，以假借方式将原住民地名表记为汉字，以符合日本地名传统。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坪井九马三却反对假借汉字地名，他也反对在“桦太”另起日式地名的做法，主张用片假名摹写原发音即可。最终内务部1908年下令选用假借汉字方式表记库页岛地名。

这显示，对于新领地的非日语地名，20世纪初的日本政府倾向于使用假借汉字表记，以彰显其“日本化”。不过，“近藤岬”争议也说明，时人对完全无视原有地名脉络、另取纯粹日式地名的方案仍保持谨慎态度。

1914年10月日本海军先后攻占马绍尔、加罗林、马里亚纳群岛等德国殖民地，统称“南洋群岛”，并实施军政统治。其时日本朝野再度围绕地名表记问题展开争论。占领“南洋群岛”是明治以来“南进”目标的初步实现，打破了太平洋的地缘格局。为避免与列强冲突，日本政府命令占领军“镇抚岛内民心，尊重土人习俗，施行怀柔仁政”。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将战败国殖民地按“文明程度”分为三等实施委任统治。赤道以北623个德属岛屿被定为“文明”程度最低的C类地域，委托给日本实施直接统治。由此日本打着“促进岛民文明化”的旗号成立南洋厅、南洋兴发株式会社，开展民政管理、经济开发、资源掠夺。

“南洋群岛”的地缘位置和委任统治状况使地名成为敏感问题。“一战”期间，日本海军临时南洋群岛防备队借口其驻地特鲁克环礁的小岛众多、原有地名冗长难忆，乃以四季、七曜、十二地支、日本草木为其改名。1918年该部队司令官吉田增次郎进一步建议，为消除模糊性并革除“像外国领土、不易惹起一般注意”的片假名地名，应效仿北海道、“桦太”经验，使用“平易的汉字”表记“南洋群岛”地名，如改为纯日式的“大正东、中、西岛”，或写作假借汉字“马去丛島”（马绍尔群岛）、“加吕林丛島”（加罗林群岛）、“鞠穴丛島”（马里亚纳群岛）。有人则批评该方案用字有失雅驯、平民利用不便，指出其中的国际政治风险：“1899年柏林第七届万国地理学协会决议规定：即使领有者发生变化，地名也不应改变。德国占领太平洋诸岛之后除不得已者（例如‘新不列颠’）之外均保存旧名，亦不外于此理。”

这一批评确实有其道理，“南洋群岛”地名牵涉复杂的地缘问题。日本对“南洋群岛”的统治动摇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均势，成为双方博弈的热点。为消除美国疑虑，同时也为委任统治制度披上“文明”外衣，日本承诺保证当地贸易自由、确保原住民的良心与信仰自由、禁止建设军事设施等，并承诺定期向国联提交报告书，让国际社会监督其“教导文明”。然而日美围绕雅浦岛（Yap）海底电缆设施管理的争议延伸出一个问题：未加入国联的美国，是否承认日本的委任统治？经过谈判，1922年日美双方签订《雅浦条约》，美国取得监督甚至干预“南洋群岛”的权利，同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更强化了对该地区军事活动的限制。结果，美国在随后的十数年间持续以各种手段刺探情报，使日本不得不保持克制。在此形势下，“地名改正”无疑令美国等列强猜忌日本有单方面改变地区现状、变相实行本土化改造的意图。

不过日本在“南洋群岛”的地名政策也有阳奉阴违的一面。群岛、岛屿等的宏观地名毕竟载入条约、见诸书报，日本除默认了特鲁克环礁的个例，未作其他改正；然而，山川湾岬与聚落等的微观地名不易引发国际关切，这 就使日本地名有了渗透机会。随着“南洋开发”，日本移民从1914年200余人增至1930年的20000人，1943年更达97000人，超过原住民一倍，个别岛屿甚至超过十倍。伴随人口的日本化，塞班岛出现“彩帆（サイパン）神社”等假借汉字地名，帕劳岛出现“朝日村”“大和村”“清水村”“瑞穗村”等纯日式地名。日本从未在委任统治报告书中透露上述地名，颇可见其隐晦心态。

1933年3月，日本不满李顿调查团揭露其侵略罪行，退出国际联盟。有日本人认为，此举意味着“南洋群岛”已正式并入帝国领土。1933年4月，金泽市市民丰岛武夫上书拓务大臣：在“所谓委任统治地域之南洋群岛即大日本帝国之领土一部分”已成为现实之际，“南洋群岛之岛屿都邑仍使用‘マーシャル’‘カロリン’‘マリアナ’‘パラオ’等带西洋气息的名称，实为帝国臣民在精神上所不能忍。在此切望改正为日本风的地名”。日本当局并未接受该建议，因为退出国联并不意味着委任统治随之终止——日本学界辩称，国联与委任统治并无法理的捆绑关系，而英法等国出于避免造成不利先例的考虑，也默许日本维持现状。于是出现了日本虽已退出国联，仍继续履行报告义务并接受监督的怪状。另一方面，日本退出国联也加剧了美国等列强对其在“南洋群岛”扩充军备的疑虑，使太平洋局势更趋紧张。为此日本刻意避免外界产生“南洋群岛”现状被打破的印象，在地名问题上亦保持谨慎态度。

二、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的“地名改正”实践

1940年日本打破“南洋群岛”非军事化的承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与先前的谨慎态度相反，日军在武力夺取的英美领地积极实施“地名改正”，使地名成为所谓“神土开拓”的符号武器。

随着日本对欧美敌意加深，汉字成为批判“敌性语”、宣扬所谓“兴亚”的载体。文部省国语审议会一度提出缩减汉字的主张，某些军国主义文人狂热指控此举是向欧美式表音文字投降。他们声称汉字关乎“国体”，亦是 “提携”东亚的纽带，迫使政府撤回意见。汉字成为思想战阵地，地名问题也裹挟其中。“七七事变”后天皇发表敕语“速立东亚之和平”（「速ニ東亞ノ平和ヲ確立セムト」），以假借汉字而非片假名表记的“东亚”字样引起追捧，迅速统一政府文告、书籍报刊。1941年12月日本对美开战，当局宣称不再使用欧洲中心的“远东”一词，文化界赞颂此举为“以日本为主体、以东亚为主轴的明确意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岛、威克岛、新加坡等岛屿实现了彻底的“地名改正”。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不久，也向美国属地关岛发动进攻，两天后，日本海军中校林弘宣布占领全岛，同时更改地名为“大宫岛”。“大宫岛”新名与其原名毫无关联，日军亦未说明其来由，引起民众的疑惑。一位爱知县国民科教员致信内阁，询问“究竟何时、因何缘由而改称？”海军省南方政务部回复，该地名系为部队占领时所起，“是为让日本人容易记忆，并无特别的深意”。实际上，这一地名更改别有用心。

美国统治下的关岛是马里亚纳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且楔入“南洋群岛”腹地，是日军对美作战计划之中首战即打击的对象。针对这一有着特殊军事战略与象征意义的目标，日军渴望以“地名改正”的方式宣扬征服头号“敌国”领地的“国威”。日本军部1923年修订《帝国国防方针》将美国设为首要假想敌，并在“九一八事变”后强化其设想。日本海军设计“渐减邀击”对美策略，主张开战即夺取菲律宾、关岛等美国战略据点，引诱舰队向西太平洋挺进，日军则在途中逐渐削弱其力量，择机决战。1941年山本五十六选择更激进的进攻战略，关岛重要性不减。该地的宏观与微观地名，恰是在开战前、军事占领过程与长期占领阶段三个阶段中渐次“改正”，显现出地名表记的“日本化”变迁与军事扩张计划的关联性。

日军在开战前已倾向于运用汉字来凸显关岛的特殊性。1936年日本陆海军《对美作战用兵纲领》已用假借汉字“瓦无岛”指代关岛，1941年11月初日军《陆海军中央协定》《对美英兰战争帝国海军作战方针》等文书明确关岛的战略地位，其地名仍写作“瓦无岛”。相比之下，同一文件中澳大利亚委任统治地俾斯麦群岛（ビスマルク）和拉包尔（ラバウル）却以片假名表记。不过，“瓦无”仅用于表记岛屿的宏观地名，且其汉字仅系表音，意识形态化程度尚低。1941年11月，日本进攻关岛的部队正式编成，作战指令中出现一大批指代关岛各地微观场所的汉字地名。这些地名以假借汉字方式截取原地名发音，一如北海道、“桦太”先例，有着将新领地纳入本土地名传统的用意。日军攻占关岛之后，立即剥夺原名，改为“大宫岛”。“大宫”（おおみや）一词是对神社或皇居的敬称，也是日本常见地名。将这一有着重要战略位置的“敌国”领地“改正”为向日本天皇与神明致敬的地名，强烈象征“神土”扩张与对敌国地理空间的意义重构。军事行动中曾仅表音的假借汉字微观地名，经历了另一轮改造。新地名一定程度上兼顾发音，但更富文学色彩且在日本本土有先例可循，其日本化程度已相当深刻。随着占领统治的深化，日军对岛民推行“皇民化”教育，当地还出现了“见晴呷”（原名Adelup）、“青叶山”（原名Libugon）等与原地名完全无关的纯日式地名，进一步凸显将岛屿编入日本领土的动向。

关岛以东的威克岛面积虽小，却设有美国海军航空基地，1941年12月被日本攻占。“大鸟岛”一名最早见于日本海军航空兵战报，随之走入军事宣传之中。新地名既源自该岛形状，更植根于近代日本的太平洋岛屿“开拓史”。江户时期的日本渔民将栖居信天翁等海鸟的小岛命名为“鸟岛”。在鸟羽鸟粪资源暴利的驱动下，玉置半右卫门等投机者以“开拓”为名，推动该 地名文化向大洋腹地扩展，创造小笠原群岛“鸟岛”、太平洋“南鸟岛”“硫黄鸟岛”等地名，甚至虚构一座“中之鸟岛”以骗取投资。威克岛在战前即处于鸟粪商人的拓殖计划之中，在此日军借“鸟岛”地名，将之“编入”日本领地，彰显以地名吞噬您域领土的暴力性。

1942年日军进攻新加坡，日军大本营联络会议在英军行将投降之际提出将新加坡改为“昭南”——“‘昭’代表昭和圣代，‘南’意指南方经营。同时也寓意八绂一宇、向南扩展大东亚共荣圈的昭昭乎大理想”。上述意见获得天皇“御裁”，2月17日经由“大本营发表”公之于世。

阿留申群岛阿图（Attu）岛、基斯卡（Kiska）岛的“地名改正”，则显示了日军凭借日本神话符号整合被征服地域的符号暴力。1942年日本海军进攻美国领地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但其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勉强攻占了群岛最西端的两处无人荒岛阿图岛、基斯卡岛。早在会战前日军已计划更改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地名。海军参谋久住忠男自述，军令部送来的中途岛兵要地图上，已有人将该岛标为“水无月岛”。预备登陆的陆军部队也建议为岛上地貌取日本名，以方便指称。为满足上述作战需求，也为保密起见，海军参谋们制定方案，“为体现日本势力向东北扩张之意，也为祈求神佑作战成功，我们决定用《古事记》《日本书纪》与日本武尊神话有关的名称来命名”。可见“地名改正”综合了军事与象征的考量。阿图岛被命名为“热田”（あつた）最初或仅是假借汉字记音，恰好，日本神话中曾为“大和神国”“东征”开疆拓土的人物日本武尊，其神剑供奉于“热田神宫”。神话中的“东征”与日本舰队的东北攻势由此呼应，于是传说中日本武尊长眠的“白鸟陵”、纪念东征凯旋的“驹形神社”均成为候选地名。“水无月”“鸣神”则是旧历六月的古典雅称。在命名者的擘画之中，一道象征着“神国”日本“征夷”捷报的地名弧线已刻印在北太平洋版图之上。因日军作战失利，最终仅阿图岛和基斯卡岛被改名。

日军对阿图岛、基斯卡岛微观地名的“改正”也蕴含特定的文化逻辑。日本人有将景色与富士山类似的山峰命名为“乡土富士”的传统，近代日本殖民者也在东亚各地复制“富士”，凸显自然景观命名与领土扩张的关联。两岛军事地图上惹眼标注的“热田富士”和“鸣神富士”，即其体现。占据苦寒之地的日军面对荒山以“富士”自娱，既解乡愁，也滋生“神土”随之向外延伸的虚幻荣耀感。

上述案例落脚于汉字化、日本化。与之略有差异的是，日军在东南亚自居为“解放者”，掀起革除西方殖民地名的“复旧”浪潮。

1942年9月，日军驻马来占领当局设计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地名的“改正”方案，并在当年12月初步实施。地区总名“英领马来”改为片假名表记的马来语地名“マライ”，婆罗洲（ポルネオ）原先所冠的殖民者名号“英领”“兰领”改为方位词“南”“北”。以西方殖民官员命名的婆罗洲港口哲斯顿（ゲルセルトン）恢复为旧名“亚庇”（アピ）。这些实践看似带有“非殖民化”色彩，却潜藏着以日本化地名取而代之的野心。1942年4月，日军将原荷属东印度首府巴达维亚（Batavia，得名于荷兰旧称）恢复为旧名“雅加达”（ジャカルタ，意为“胜利之城”）。日军还不愿止步于此，建议可进一步改名为“八幡”（日本神话中的胜利之神）。占领当局也忌惮“印度尼西亚”（Indonesia）成为当地反殖民运动的象征，主张完全废除，并改为日式地名“海原”。更有人主张废除源自西班牙国王的“菲律宾”一名，改名“真珠国”，以凸显该地“在大东亚建设史上的意义与价值”。上述案例无不暴露日本以“抗击西方侵略”为幌子实施殖民统治的实质。日本政府顾虑有些名称可能激化抗日运动，仅批准“雅加达”等地名，其余方案暂予搁置。

讽刺的是，有日本报刊称赞日军“地名改正”是亚洲文化的“解放”，批判西方殖民者“以侵略军将领命名”地名的行为。但在1943年1月，日本军政当局将纳闽岛（Labuan）改称“前田岛”，以纪念前一年在此坠机而亡的陆军中将前田利为。这种“双重标准”，令日本所谓“非殖民化”侵略借口沦为笑柄。

不过，日本委任统治下的“南洋群岛”地名在战时依旧保持原样。德日结盟后，日本曾设想将“南洋群岛”归还德国，再将其购回，使之脱离委任统治，并入“帝国”领土。在此脉络下，1942年8月有人提出为岛屿赋予日式地名的建议。然而，行政惯性以及太平洋战场的态势转折使上述计划化为乌有，“地名改正”不了了之。

三、日本军部以地名操纵民众对战局的认知

随着太平洋战局变化，日本当局有意通过新旧地名的运用，操纵民众对战局的认知，折射出将地名当作“符号战场”的另一面相。

“大宫岛”“热田岛”等地名虽被日本战时媒体频繁使用，但官员忧虑“这不过是暂时称呼，并非正式名称”。狂热分子抨击报刊充斥“不合日语语感、带有显著西洋臭味”的地名，期待更多日本化汉字地名。为此文部省1942年3月召集官员与学者20余人成立外国地名人名称呼及表记协议会，将地名运用问题上升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建设”高度，试图施以规范。1942年5月，内阁发布《南方占领地变更之件》，决定设置内阁及陆、海、外三省组成的协议会，以统一地名变更，军部得以进一步借地名操纵舆论。

日军占领阿图岛、基斯卡岛之初，日本报刊中尚不多见新地名“热田岛”“鸣神岛”。以8月为转折点，新地名的出现频次增多并压倒原名。这正与太平洋战局转折相合：1942年8月，美军在南太平洋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等地发动反攻，也向北太平洋施压。攻防逆转之际，“大本营发表”用虚幻的“奋进”掩盖受挫：一是夸耀日本海军在所罗门群岛海域“战果”，二是渲染阿留申群岛日军的“英勇”。

上述欺骗性宣传，使“热田岛”“鸣神岛”两地名频繁曝光。日军在冠以日本地名的战场与美军“英勇作战”，营造出“神土”得到守护的假象。当年9月，日本报刊鼓吹其潜艇部队于两岛以东海域以鱼雷重创美舰，渲染所谓“不败态势”。随着日军向两岛投放增援部队，战事持续升级，新地名的使用频率更高，新地名亦在宣传中被不断强化。有人宣称“报道把阿图岛写作‘热田岛’”是“语言文字的奋斗”，证明文化是战时必须淬砺的武器。两岛新地名被载入军事化的国民学校初等科课本，用于培养军国“健儿”。人们还赞颂军人“战尘飞扬之际仍不忘历史风韵”，在岛上“起了白丝湾、桂川、女池、男池、姐湾、妹湾这么风雅的名称”，“不愧皇军风范”，斥骂“美国佬竟想以此为基地威胁日本，真是魔鬼”。还有人畅想未来更多革除“敌性地名”的“壮举”，“想想那些烦人的ロンドン（伦敦）、ワシントン（华盛顿）将来会叫什么，真令人畅快不已！”

战局变化令两岛新地名“光荣”不再。美军在1943年初反攻两岛，5月 12日登陆阿图岛，20日全歼该岛日军。基斯卡岛日军则在孤立无援下支撑至7月末撤离。军部宣扬阿图岛守军“玉碎”，从而让这一粉饰惨败的军国主义名词初次亮相。日军“玉碎”之际两岛也突然生变。1943年5月14日，“大本营发表”报道美军登陆消息时一改此前习用的“热田岛”，恢复了阿图岛的旧称。这引起反战记者清泽洌注意，“以前此岛叫‘热田岛’，基斯卡岛叫‘鸣神岛’，大本营就是这么发表的，可如今又改回阿图岛了。这想必是考虑到了岛屿被夺走的结果吧！”他看穿军部以恢复原名的方式淡化失败恐慌的企图。因应社会疑虑，陆军当局在5月20日发表声明，宣称大本营此后将不再使用未经内阁认证的新地名。不过，在基斯卡岛苟延残喘的日军仍在使用新名称，同被排除在正式地名之外的“大宫岛”“大鸟岛”此后也偶见使用。这或因军部刻意向前线兵士隐瞒了地名已废除的消息，又或因日本军国主义日薄西山，无暇顾及地名问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地名改正”实践随之终止。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地名改正”记忆在战后迅速消散。无论是左翼对军国主义的反思，还是否认战争责任的靖国神社游就馆的展览，均鲜少触及该问题。曾经历日本“地名改正”的原住民，其历史记忆更为复杂。印度尼西亚战后着力塑造反抗荷兰的建国叙事，对日军改“巴达维亚”为“雅加达”等举措的态度暧昧，有时描述其为“终结西方殖民主义的努力”。关岛原住民则处在“大宫岛”奴役记忆与日本游客商机的夹缝状态之中。

结语

“二战”时期日本与英美的对抗既发生在有形的海陆空间，也在地名这一“符号战场”。战前日本在地名表记方式上形成意识形态差异，使地名问题与殖民统治和地缘政治的现实考量深度缠绕在一起。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英美领地后推行“地名改正”，军部还操弄地名以影响民众对战局的认知。“符号战场”映照着日本军国主义兴亡历程与侵略本质。

近代殖民者以“地名征服”方式建构现代世界地理空间，不仅剥夺原住民生命、财富与土地，更以异质文化改造其原有地名，即便保留也难掩其鸠占鹊巢的本质。除了本研究分析的案例，近代日本在对外殖民扩张的广大地域实施更多改造原有地名、注入日本化要素的举措，形成了一张与“帝国日本”同构的“地名之网”。

作者：白敬文

来源：《世界历史评论》2026年第3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俞莹颖

校对：宋柄燃

审订：王昱婷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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