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飞
香港近年投入不少资源推动创科,如何让科研成果走出大学,成为企业愿意采用、市场愿意付费的产品和服务,仍是政策落实的重要一环。政府统计处资料显示,2024年本地研发总开支达357.72亿元,较2023年的330.06亿元增长约8.4%,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11%升至1.13%。投入持续增加,下一步自然要关心各方如何合作,以及投入能带来什么成果。按执行研发的机构划分,高等教育机构的开支为200.54亿元,约占整体56.1%;工商机构为139.06亿元,约占38.9%。全职等效研发人员有47210人,其中约66%在高等教育机构,31%在工商界。这反映香港科研活动较集中于大学,但须注意,执行研发的机构不等于资金来源,大学研发也不全是基础研究。这些数字值得思考,却不足以直接判定产学研合作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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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于2026年9月公布的“子午线计划(Project Meridian)”,提供了一个观察科研需求如何形成的例子。计划由美国战争部委托,首席技术官统筹,进行为期120天的未来战争研究,要求在2027年1月28日前提交建议。研究涵盖由地下至地月空间的作战环境,关注人工智能(AI)、自主技术、定向能、机械人及生物科技等发展。
这项计划引人注目,在于邀请SpaceX创办人马斯克、Anduril共同创办人拉基及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担任共同主任,让企业技术经验与政策判断直接参与前瞻研究。不过,它目前仍是一项研究工作,不能据此宣称美国已建成新的产学研体制,更不能预先判定其成效。
其中一个不能忽略的角色,是非牟利研究机构MITRE。其营运的联邦资助研发中心——国家安全工程中心,负责管理及指导计划完成,召集商业、政策与技术专家,并由MITRE撰写不超过30页的独立非机密报告,另附机密附件。这种安排的参考价值,是在需求方与商业企业之间,加入具系统工程能力的研究机构,协助整理意见和分析技术选择。
参与者的产业经验确有实际基础。SpaceX在2026年5月获美国太空军授予两项合计64.5亿美元的协议,分别涉及太空数据网络骨干及天基空中移动目标指示计划;Anduril则在2025年获得为期10年、最高6.42亿美元的反无人机系统合约。这些金额说明企业承接工作的规模,并不等同已实收收入,也不能代替履约与交付成效的检验。
美国政府、企业和大学之间的科研合作由来已久,子午线计划不能被理解为企业首次进入科研规划。它值得香港留意的,是企业能否在研究方向尚未确定时提出工程与应用问题,以及独立研究机构如何协助判断。至于大学如何承接后续研究、各军种实验室如何验证和应用,仍须看具体安排。
香港借鉴这种思路,首先可以把应用需求说得更清楚。医疗机构、公营服务部门及企业,可在科研立项前提出有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交代成本限制、测试条件和验收要求,研究团队才有条件评估方案,也可及早发现技术以外的障碍。涉及病人资料、跨境使用或设备认证的项目,尤其需要使用者提前参与。
现有的100亿元“产学研1+计划”,以配对方式支持大学成果转化,原定目标是不少于100支团队,每项资助1000万元至1亿元。现行制度已有技术及商业评审,督导委员会亦包括产、学、研人士。政策下一步可在此基础上,加强使用者参与、试用场景及后续采购的衔接,减少团队完成原型后仍找不到首批客户的困难。
其次,产业参与宜向科研前端延伸,但要保留独立判断。企业最清楚成本、供应链和客户需求,也会有自身商业利益。若让潜在承包商参与方向建议,便应配合利益申报、回避安排与独立评审,避免公共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公司的技术路线。同时,基础研究仍须保留探索空间,不能要求每个课题在短期内证明商业回报。
香港已有可供深化的支援。企业支援计划截至2024年2月底获评审支持的项目,涉及基金约6.47亿元及企业约7.08亿元。大学科技初创企业资助计划在2024/25财政年度支持145间科技初创企业,拨款承担额约9420万元;另据《香港年报2024》,截至2024年底,累计已有539间初创获批资助,相关企业研发得出逾2300项知识产权。这些计划已有一定规模,往后评估应更关心产品是否持续获采用,以及企业能否在资助结束后继续发展。
第三,应加强独立技术评估与成果转移的专业支援。MITRE的安排提示我们,科研合作需要有人把企业需求转成可研究的问题,也需要有人评估不同方案。香港可善用现有研发中心与大学技术转移部门,为团队提供测试、工程、授权及商业谈判支援,减少研究人员逐一摸索的成本。
本港已有具体转化成果。中大2024/25年度知识产权收入约1.27亿元,批出授权80宗;理大同期专利申请增长37%至554项,授权总数增长24%至249项;科大及其InnoHK中心持有的专利中,约31%已获应用。这些指标口径不同,不宜直接比较,却说明香港有值得累积的实践经验。“产学研1+”亦已订明,团队或发明人应享有项目期间所产生知识产权不少于70%的相关收益,往后可着重提高授权安排的清晰度和处理效率。
最后,科研人才的流动需要更多具体渠道。既然本港约三分之二全职等效研发人员集中于高等教育机构,可进一步透过联合研究、产业博士及企业实习,让研究人员接触产品开发、认证和生产要求,同时让企业工程人员参与大学研究。人才对接应以共同解决问题为目标,并为学术及产业两种发展路径保留空间。
香港与美国国防科研的需求、资源和采购制度差异甚大,借鉴必须有所选择。子午线计划尚待交出成果,香港可以先研究其组织前瞻判断的方法,进一步把需求提出、技术评估、测试应用和人才培养接起来。每个环节有人负责、有条件落实,增加的科研投入才更有机会转化为长远产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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