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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5日,高市早苗在国会施政演说中重提“战略互惠”、称中国为“重要邻国”,而此时距离深圳APEC峰会只剩不到一个月,中日关系却仍被她去年那句涉台言论冻在冰点——这场“示好”,来得太巧了。
在我看来,当一方突然在重要多边峰会前改变语气,往往不是因为立场变了,而是因为座位快没了。
高市早苗现在面临的正是这种尴尬:作为日本首相,她大概率要出席11月深圳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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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中日关系持续僵持、双边沟通彻底停滞,她抵达深圳后将面临无正式双边会晤可举行的局面。
对一个刚上台不久、需要外交成绩稳固执政地位的日本首相来说,在亚太多边舞台上被彻底晾在一边,是比国内反对党质询更难堪的事。
于是,施政演说中“重要邻国”“战略互惠”的温和措辞,本质上是为APEC提前铺路,而非真正的政策转向。
从日本国内政治博弈的视角看,高市的操作逻辑并不复杂:右翼选票要稳住,外交危机要化解,两个目标同时压在她身上。
涉台强硬表态是她上台后巩固保守派支持的必然动作,但这张牌打出去容易收回难。一旦正式撤回,将直接得罪核心支持群体;不撤回,则中日关系持续冰封。
于是出现了一种拧巴的状态:措辞在降温,政策底线没有退。嘴上念着战略互惠,手上忙着扩军备战——这种自相矛盾,恰恰暴露了日本对华政策被国内政治绑架的结构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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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早苗10月5日的施政演说,如果只看前半段,几乎会让人以为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180度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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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称中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表示日方将全面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愿围绕各类共同议题深化沟通,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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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边喊对话、一边夹私货”的操作,在我看来看似矛盾,实则高度一致。它服务的是同一个目的:在不触碰右翼底线的前提下,为外交困局寻找喘息空间。
高市不可能正式撤回涉台言论,因为那等于向国内右翼承认失败,但她同样不可能承受中日关系持续冰封到APEC峰会上的代价。
于是,“重要邻国”和“战略互惠”就成了两把随时开合的政治遮阳伞:需要试探中方底线、推进对抗政策时收起来,需要局势降温、化解外交危机时立刻撑开。
犀利反问一句:如果一句“重要邻国”就能翻篇,那去年11月高市在国会亲手将台湾问题与日本“存立危机事态”法理挂钩的那一刻,又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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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日本法律体系中,“存立危机事态”一旦由内阁认定,日本就获得了合法武力介入地区冲突的借口。
这不是普通的外交措辞,而是将中国内政问题与日本军事介入机制直接绑定的制度性动作。中方坚持要求“撤回”而非“不再提及”,正是因为二者在法律和政治上性质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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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发表类似言论”是闭嘴,“撤回错误言论”是认错——日方想靠后者替代前者,蒙混过关,中方绝不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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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的中日接触,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共同特征:几乎全部发生在多边场合的走廊里、会场边、站立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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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高市涉台言论引发关系恶化后,中日部长级官员首次重新接触。7月,马尼拉东盟系列会议期间,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对记者表示与王毅有过短暂寒暄。
但中国外交部随后连续回应,明确表示王毅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也没有所谓“简短交流”。
这个细节很能说明关系温度:日方非常在意哪怕几十秒的接触,希望证明双方正在恢复沟通;中方则明显不愿意把场边接触包装成正式破冰。
9月28日,前外相岩屋毅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身份访华,在北京正式见到王毅。这比“走廊里站着聊两句”分量更重,但会谈结果并没有绕开老问题。
王毅再次强调历史、台湾和日本对华认知,表示如果日本不汲取历史教训,甚至挑战战后和平体制,中日关系就难以真正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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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次发生在9月30日至10月1日的G20贸易部长会议期间。
日本经济产业副大臣宫本周司与中方代表李成钢进行了短暂的站立交谈,讨论内容包括中国出口管制措施以及中日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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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产省方面主动透露了这一消息,日本外务省的G20总结则把与李成钢等人的接触归类为“意见交换或简短交谈”。
没有专门会议室,没有联合声明,没有实质性协议。这是恢复接触,不是关系解冻。
我理解日本经产省官员为什么最积极:外交部关心的是政治关系,经产省面对的是日本车企、航空、半导体和制造业每天追问“原料什么时候批”的现实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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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渠道的“技术性恢复”无法替代政治前提的“实质性解决”。只要涉台表态不撤回,站立交谈就永远只能是站立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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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施政演说中“战略互惠”的另一个现实推手,是日本产业界越来越难以承受的经济压力。
中国对日稀土出口管制正在精准击中日本产业命门。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日七种受管制稀土出口同比下降51%,6月对日钇出口降至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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钇在航空发动机耐热涂层、半导体制造机械等领域不可替代,日本短期内找不到替代供应源。
日本政府嘴上喊着降低对华供应链依赖,还积极拉拢美、澳拼凑所谓“矿产安全链”,但产业根基与工业体系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转移。
成熟完整的上下游配套、稳定低成本的供应链体系,根本无法靠政治口号快速复制。高市可以为博取右翼选民支持肆意炒作对立,却无法替日本企业抹去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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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政商两界早已按捺不住、纷纷自救。日本跨党派“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紧急访华,前外相岩屋毅率数十名政界人士赶赴北京寻找破冰突破口。
这些动作大概率都出自高市的默许授意——她不可能看不见产业界的焦虑,也不可能不知道APEC峰会上的孤立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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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默许政商界去“找话说”,和自己正式撤回涉台表态,是两回事。前者是战术性缓冲,后者才是战略性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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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立视角看,高市早苗现在的处境并不轻松。她需要在右翼选民、产业界压力、APEC外交体面、中方政治前提这四重约束之间找到平衡。
但四者之间的张力太大:满足右翼就要坚持涉台表态,坚持表态就换不来中方正式会晤,没有会晤APEC就尴尬,APEC尴尬国内反对党就会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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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务省2026年《外交蓝皮书》已将中国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修改为“重要邻国”,高市施政演说延续了这一降格表述。
这意味着日本对华关系的战略定位正在发生实质性下调。但中国是日本搬不走的近邻,中日贸易额在日本对外贸易中常年占比约20%,稳居所有贸易伙伴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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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定位在降格,经济联系却在深化,这种错位不可能长期持续。
我认为,中日关系能否走出僵局,最终取决于日本是否愿意在安全政策与对华认知之间做出真正的取舍,而不是在两套逻辑之间反复横跳。
高市现在说“重要邻国”,北京看的不是这句话,而是她是否真的处理去年11月那句涉台表态。
如果只是为APEC铺路而临时降温,峰会结束后又回到对抗轨道,那这场“示好”就只是一次外交表演,而不是政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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