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春，北京一处普通住宅里，73岁的邵力子登门拜访马寅初。两位浙江绍兴籍的老人，谈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一个当时颇少有人愿意正面讨论的问题：人口增长过快，会不会成为国家建设的压力？
这场谈话的背后，有邵力子多年积累的切身感受。他的母亲早年生育后，因缺少有效的避孕办法，不得不与丈夫长期分居。这样的选择，并非家庭矛盾，而是当时妇女面对生育压力时极其无奈的应对。
邵力子的第一任妻子，也曾因连续怀孕而承受巨大痛苦。一次意外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最终不幸去世。亲眼见过这种悲剧，邵力子后来谈到人口问题时，并不只是从账面数字出发。他关注的，还有妇女健康、家庭负担和普通百姓能否过上稳定日子。
这也解释了一个细节：早在20世纪20年代，邵力子就开始思考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那时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医疗条件有限，许多家庭只能依靠多生子女来维持家庭劳动力。可在粮食、土地和就业都不足的情况下，人口增加也会带来新的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人口问题更加明显。1951年，邵力子回浙江探亲，看到乡亲生活逐渐安定，本应感到欣慰，但满村奔跑的孩子却让他忧心。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中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地大物博”，更准确地说，是土地相对有限而人口众多。若生产发展赶不上人口增长，脱贫和富裕都将面临阻力。
当时，全国人口数字尚在不同统计和估算之间变化。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大陆人口约为5.8亿。到了1955年，邵力子认为实际人口已经接近甚至超过7亿，这个判断带有估算性质，却反映出他对增长速度的强烈警觉。数字或有差异，问题本身却并不虚。
马寅初也在调查中发现，浙江部分地区人口增长较快。他曾多次以人大代表身份到浙江视察，注意到一些地方年增长率很高。按照当时的推算，如果长期保持较快增速，人口总量会迅速扩大，而教育、粮食、住房和就业未必能够同步跟上。
邵力子支持马寅初把调查材料整理成系统的理论。他认为，单凭个人呼吁很难引起重视，必须拿出人口统计、经济发展和社会负担之间的关系来说明问题。两人谈得很直接。
“人口增长不能完全听其自然。”
“要让决策者看到，控制人口是建设问题，不是小事。”
不久，在一次由印度驻华使馆举行的活动中，人口增长也成为谈话内容。邵力子谈到印度人口压力，马寅初随即表示，中国同样需要重视这一问题。邵力子说，中国人口不能只看公开数字，实际数量可能已经达到7亿。周恩来当时没有立即表态，活动结束后却提醒他们，这是关系国家建设的大事，处理不好，后果会很严重。
有关意见后来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曾以革命经验作出回应，谈到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一个原因是人多力量大，另一个说法便是“人多热气旺”。这句话强调的是战争年代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优势，并不等于已经对人口政策作出完整结论。把这段话简单理解为否定一切人口控制，恐怕并不准确。
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主张开展人口调查，制定符合国情的人口政策，并提倡晚婚、避孕和有计划地安排生育。7月5日，《人民日报》曾整版刊登相关内容，引起广泛讨论。邵力子对此十分支持，还自费印制宣传避孕常识的材料，向亲友和基层干部传播。
有意思的是，邵力子并非只在会议上谈理论。他下基层调查时，也会与年轻夫妇和基层干部交流，说明人口增长、家庭负担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他的态度很明确：生育不应成为完全失去选择的事情，国家也应当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条件。
后来，马寅初的人口主张受到批判，公开发表意见变得困难。有人劝邵力子少谈此事，避免受到牵连。他却认为，人口问题属于科学研究，不能因为压力存在，就放弃对事实的讨论。即便不再适合公开疾呼，他仍利用调查和座谈机会，继续宣传合理安排生育的必要性。
1965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四届一次常委会上谈到计划生育工作，提出医药卫生部门应加强协调，并当场肯定邵力子长期以来的努力：“这件事，邵力老有一功。”这句评价，既指向他的坚持，也说明人口政策已经从个人倡议，逐渐进入国家治理的讨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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