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清光绪年间，湖北蕲春的一个农家小院里，七岁的黄侃替母亲写了一封家书。信的本意很简单：家中用度紧张，请远在外地谋生的父亲寄些钱回来。可孩子写完家事后，又添上几句诗，事情由此变得不寻常。
黄侃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黄云鹄是黄庭坚后裔，曾中进士，做过地方官，后来因不愿迎合官场，离职谋教。仕途并未给黄家留下多少财富，却留下了严格的家教和清寒的读书环境。
黄侃很早便开始识字背书。三岁开蒙，四五岁接触四书，年纪虽小，记性和领悟力却远超同龄人。母亲请他写信时，他没有只照录家中困难，而是想到了父亲一生清白自守的处境，于是写下“父作盐梅令，家存淡泊风”等句。这几句文字，后世多有传述，具体字句也存在版本差异，但它所表现出的早慧，确实令人惊异。
信送到父亲手中时，恰好被同事王鼎丞看到。读完之后，王鼎丞连连称赞：“七岁孩子，竟有这样的见识！”听说黄侃年仅七岁，他又半认真半玩笑地说：“我家有个女儿，与你家孩子年纪相仿，不如先定下这门亲事。”
一句话，改变了两个孩子此后的人生轨迹。
这类早年婚约，在晚清士绅家庭中并不罕见。婚姻往往牵涉家世、声望和人情，男女双方本人未必有充分选择。王家女儿王采蘅后来成为黄侃的原配，婚事并非由两个孩子自行决定，而是由长辈依据家族关系和对黄侃才华的判断促成。
不过，七岁能写诗，只能说明天资早露，不能预先证明一个人的一生。黄侃后来确实没有辜负这份才气，却也没有成为一个性情平整、处事周全的人。
父亲去世后，黄侃继续求学。1902年，他进入武昌普通学堂，因发表激烈的排满言论而被开除。此后在张之洞等人的帮助下，他赴日本学习，并结识章太炎。两人的交往颇有戏剧性，最初甚至因生活琐事发生争执，后来却因学问相投而成为师友。
章太炎对黄侃的器重，并不只是因为他会作诗。黄侃真正的长处，在于经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他能够从古籍的字形、声读和义理中寻找线索，处理旁人觉得枯燥艰深的问题。那一代学者重视小学，也就是文字、音韵、训诂之学，黄侃在这些领域留下了重要影响。
有意思的是，学问越深，他的脾气也越显锋利。黄侃不善逢迎，常当面批评人，和胡适、陈独秀等人的交往中，都留下过言辞尖锐的轶事。这些故事未必每个细节都能完全核实，但“才高而气盛”几乎成了同时代人对他的共同印象。
他的衣着也不讲究，教学和生活中常显得随意，甚至不愿为了校规改变习惯。有人认为这是名士风度，有人则觉得这是任性失礼。两种评价并存，正好说明黄侃并不是一个容易被单一标签概括的人。
至于婚姻和感情，后来的材料记载颇多，叙述之间也有出入。可以确定的是，他与王采蘅的婚姻带有传统包办色彩，夫妻之间在学识、性情和生活观念上存在距离。黄侃后来与其他女性发生感情纠葛，其中一些关系还牵涉学生身份，给当事人造成了长期困扰。才华可以解释一个人的选择，却不能替不负责任的行为开脱。
这正是黄侃留给后人的复杂之处。他在学术上严谨敏锐，能为一字一音反复考订；在人情世故上却未必克制，常把聪明变成锋芒，把率真变成伤人。七岁那封求钱的家书，让王鼎丞看见了他的天资，却没有人能够提前看见他日后的性格与命运。
1935年，黄侃病逝，年仅四十九岁。临终前，他曾告诫子女“别学我”。这句话没有留下更完整的解释，究竟是劝诫他们不要学自己的脾气，还是不要重蹈自己的情感经历，已难确知。可以确认的，是那个七岁写信的孩子，后来成为近代音韵训诂学的重要人物，也把一生的聪明、锋利、失误与遗憾，都写进了自己的经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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