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1年5月，山东菏泽，高秉涵站在离家不远的村口，却迟迟没有迈步。离开故乡四十多年，他曾无数次想象重返家门的情景，真正走到这里，脚下反而像灌了铅。那只随身携带的行李里，不仅有他的衣物，还装着一位故人的骨灰。
这趟路，他等了太久。
高秉涵出生于1935年。1948年夏天，战事逼近山东，母亲把他送上南下求学的车队。临行前，她递给儿子一支父亲用过的金笔，叮嘱他好好读书，又特意告诫：“学校要是散了，就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队伍走，别往家里跑。”
年幼的高秉涵并不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马车离开时，外婆塞给他一个石榴，他低头吃着，直到同学提醒，才发现母亲正在路口挥手。车子转过弯，那一眼成了母子之间的永别。
后来，他再也没有吃过石榴。
南下学生抵达南京后，局势继续恶化，带队人员在途中突然离去，孩子们被丢在陌生地方。高秉涵只好设法投奔旧识，进入国民党军队所属部队。渡江战役前后，军队一路南撤，他也被裹在溃散人流中，跟着人群奔向福建。
有一次，部队夜间煮粥，突然有人喊“解放军追来了”。人群四散奔逃，滚烫的粥浇在他的腿上。几天后，伤口严重化脓，甚至生了蛆。他已经走不动时，一名解放军卫生员替他清理伤口，简单包扎后便离开了。
这件小事，在他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此前听到的种种说法，与亲眼见到的情形并不相同。只是当时的高秉涵还没有时间细想，他很快又被人潮推上了驶往台湾的船。
船离开海岸时，他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回不去了。岸上的人哭喊着，有人寻找家人，有人拼命追赶。船越行越远，故乡也在视线里一点点消失。
抵达台湾后，他曾在收容处所度日，后来独自到台北谋生。最艰难的时候，他住在火车站候车处，靠捡拾食物填饱肚子。清明、春节等节日，他常常爬到山上，面对山东方向呼喊母亲。
一位清洁工老人见他可怜，给过他饭，也帮他找到工作。小学老师李学光得知情况后，又鼓励他继续求学。高秉涵半工半读，考入中学，后来进入台北军法学校，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担任军事法庭法官。
法庭上的一宗案件，令他多年不能释怀。一名来自厦门的士兵试图游回大陆看望母亲，却被潮水冲回金门。审讯时，对方只说了一句：“如果活着见不到母亲，我宁愿去死。”
高秉涵明白这句话。因为在他的记忆里，母亲也一直在故乡等他。然而案件层层上报后，处理意见已经确定，他无法改变判决。那次经历让他意识到，许多人身上背负的，并不只是军籍和罪名，还有几十年没有实现的回家愿望。
1979年，高秉涵出国参加法学会议，专门写了一封家书，希望托人转交大陆亲属。信中最牵挂的，仍是母亲。几经周折，家人终于收到消息，但传来的却是迟到多年的噩耗：母亲已经去世，临终前还反复呼唤他的乳名。
1980年，他才得知两个姐姐其实都还活着。她们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回到家乡。多年后在香港见面，姐弟起初彼此不敢确认，直到亲友从旁说明，三人才抱在一起。那些失散岁月留下的空白，没有几句话能够填满。
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许多老人已经等不到这一天，另一些人即使等到了，也因年迈或身体原因难以成行。他们只好把愿望托付给仍能奔波的人：“若我回不去，就把我带回去。”
高秉涵没有把这句话当作客套。
1985年，一位名叫王士祥的同乡病重。对方没有亲人在台湾，临终时无法说话，只紧紧看着高秉涵。高秉涵握住他的手说：“王大哥，放心，我一定带你回家。”几年后，他找到王士祥在大陆的女儿，并把骨灰亲手交给她。
从那以后，高秉涵开始往返两岸，替故乡寻找那些已经离世的老人。行李一次次被海关查验，有工作人员怀疑罐中藏有违禁物品，便送去化验。结果确认只是骨灰，他才能继续通行。次数多了，他便耐心讲述每一坛骨灰背后的姓名、籍贯和遗愿。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他难受的，不是手续，也不是旅途，而是把骨灰交到家属手中的那一刻。有人跪地痛哭，有人抱着坛子久久不放。高秉涵站在旁边，往往一句安慰也说不出来。
截至后来，他经手带回大陆的骨灰达近两百坛。每一坛都不是简单的遗物，而是一段被战争截断的家庭记忆：有未见面的父母，有等待多年的妻儿，也有始终没有忘记乡土的老人。
1991年，他终于走到母亲坟前，跪下许久，只说了一句：“娘啊，离开你以后，我再也不敢吃石榴了。”这句话说完，他带来的那份沉默，仿佛也有了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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