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0年8月25日，黑龙江某机场上空，空军飞行员王宝玉驾驶一架歼六战斗机突然改变航向，压低高度，朝中苏边境飞去。原本安排好的训练科目被他抛在身后，这次起飞，也由一次普通任务变成了震动中苏两国的叛逃事件。
王宝玉出生于1962年12月，山东青岛人。1980年，他考入航空学校，凭借不错的身体条件和学习成绩，成为少数能够进入作战部队担任飞行员的学员。对一个普通家庭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份极高的荣誉。
但飞行员队伍并不是学校。这里聚集着各方面都很突出的年轻人，个人技术只是基础，协同、纪律和集体意识同样重要。王宝玉的飞行水平并不差，却始终难以融入战友之间的生活。他性格敏感，自尊心强，对一些玩笑和交流方式颇为反感，久而久之，身边能够交心的人越来越少。
有意思的是，部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领导曾多次做工作，希望战友主动帮助他融入集体。可在王宝玉看来，别人对他的提醒像是在挑剔，自己没有获得提拔，则被理解成了针对。
他几次参加中队长、大队长选拔，始终没有如愿。那些落选的日子里，他没有认真寻找自身问题，反而认为自己的能力被低估，甚至怀疑领导有意压制。一个人的不满，如果长期只向外寻找原因，很容易从失意变成怨恨。
1988年，王宝玉提出家属随军。当时军队安置家属工作并不容易，部队一度确实存在实际困难。后来条件有所缓解，组织还是为他的妻子在师部驻地安排了工作。按常理说，这已经是对个人困难的照顾，可王宝玉又担心夫妻异地会产生变故，提出调动岗位的要求。
老团长没有答应，还明确批评他不能只顾家庭私事。王宝玉对此难以接受，认为对方是在故意为难自己。此后再次落选，积压多年的情绪彻底转向了报复心理。
他开始接触境外广播，沉迷于其中对所谓自由生活的描述，也逐渐把现实中的挫折解释成制度和他人的过错。值得警惕的是，叛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念头，而是在一次次自我辩解中慢慢形成。王宝玉表面上变得积极，实际上却暗中了解周边机场、航线和天气情况。
8月25日，他执行低空训练任务。飞机进入指定空域后，王宝玉没有按计划操纵，而是突然右转，降低至约100米高度，向苏联方向飞行。歼六航程有限，能够选择的方向并不多，所谓借道他国再前往美国的设想，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脱离实际。
飞机抵达苏联远东地区后，原计划降落的机场因故无法使用，他只得继续飞行，最终降落在克涅维契军用机场。飞机停稳后，没有鲜花，没有欢迎，甚至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前来接触。他坐在座舱里等待，才发现现实与想象相距甚远。
1987年，德国青年鲁斯特驾驶小型飞机降落莫斯科红场，曾令苏联防空系统和军队高层受到巨大震动。王宝玉的飞机悄无声息地落在军用机场，同样暴露出苏联远东防空体系的漏洞。机场负责人得知情况后十分紧张，对他说：“这件事传出去，很多人都要承担责任。”
中国方面起初并不愿相信他已经叛逃。歼六无法直飞台湾，朝鲜、韩国和苏联也都不是可以轻易接纳他的地方。雷达失去目标后，空军先组织搜寻，直到苏联通讯社播发消息，才确认飞机已经降落在海参崴附近。
中苏关系在当时已经明显缓和，苏联没有理由为了一个飞行员破坏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随即赶往哈尔滨，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会面磋商。苏方同意将人交还，但提出王宝玉已申请政治避难，不能在苏联境内强行逮捕，必须避免引起他的警觉。
于是，中方派出图一百五十四专机前往接人。苏方告诉王宝玉，他将被送往美国，并让他戴上眼罩。飞机降落中国后，他才知道自己并没有去往想象中的目的地，而是重新踏上了中国土地。
回国后，王宝玉被开除军籍和党籍。空军军事法院以背叛祖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那架歼六因降落碰撞，双侧减速板出现故障，苏方又无力维修。中方一名空军副团长坚持驾驶故障飞机返航，最终将飞机带回国土。
同一架飞机，见证了两种选择：一个人把国家给予的信任当作个人筹码，另一个人则冒险把装备和责任带回祖国。王宝玉的结局，并不只是一次冲动造成的惩罚，更是长期自怨、自负和逃避现实不断叠加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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