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1月，中央办公厅，中南海。得知父亲病重后，李家骥急着请假回山西盂县探亲。临行前，毛主席特意把他叫到房间里，没有只问家事，还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回乡探亲，也要替中央做一次农村调查。
这项安排看似平常，分量却不轻。当时农村正在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落地后，群众的生产、生活究竟有什么变化，基层干部执行得是否合适，不能只靠文件和汇报判断。毛主席希望听到来自乡村的真实声音。
李家骥当时是毛主席身边的卫士，文化程度并不高，也没有撰写调查材料的经验。毛主席没有因此降低要求，而是把调查方向说得很具体：“一是了解群众生产状况；二是群众拥护什么；三是群众有哪些负担。”
三句话，指向了农村工作的几个核心问题。生产能不能维持，群众支持什么，肩上的负担重不重，不能停留在表面。毛主席还提醒他，这次回乡调查是一个开端，今后还会安排身边同志下去了解情况。
李家骥原本只准备照料父亲。毛主席问他，15天假期够不够，若是不够可以再续几天。李家骥回答够用，随后又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毛主席便把调查的事交代下来。
回到盂县后，李家骥没有把时间全花在家中。他照看父亲之余，走访附近村庄，与农民、基层干部交谈。问得很细，也听得很耐心，既了解粮食收成和生产安排，也询问群众对政策的看法，以及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困难。
这种调查并不轻松。熟人之间说话还好，遇到不熟悉的人，往往要先聊家常，再慢慢问到生产和负担。李家骥没有摆出中央工作人员的架子，这一点很重要。许多基层情况，正是在这种朴素交谈中被说了出来。
回到中南海后，他先向毛主席说明父亲的病情，随后汇报家乡见闻。毛主席放下手头工作，边听边追问，有时还在纸上记下要点。一个多小时过去，李家骥担心主席劳累，劝他休息，毛主席却让他接着讲。
汇报结束后，毛主席又提出要求：“能不能把这次回乡的情况写成报告？”李家骥有些为难，因为此前从未正式写过调查材料。毛主席鼓励他大胆落笔，并没有要求文字华丽，只强调情况要真实。
报告写好后，李家骥迟迟不敢交上去。他觉得错别字不少，内容也不够像正式文件。毛主席几次催促，他才把材料送去。后来，这份报告被整理为《山西盂县情况调查》，毛主席亲自加上题目，并在文中作了批语。
批语并不长，却给李家骥留下了深刻印象：“写得很好，可在全班传阅，有些错别字。”既肯定内容，又指出不足，态度十分明确。对一名没有写作经验的基层出身干部来说，这既是鼓励，也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指导。
有意思的是，李家骥与毛主席的关系，并不是从正式谈话开始的。1948年西柏坡时期，他被调到中央机关工作，先做通讯和勤务事务。一天傍晚，他在厨房烧炝锅面，毛主席散步经过，闻到香味，停下来问是谁在做饭。
李家骥那时还不知道来人就是毛主席，只听见身边同志称呼对方为“首长”。毛主席夸他年纪不大，已经学会做面条，还说以后有机会要尝尝。后来得知真相，李家骥才明白，那次厨房门口的相遇，成了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1949年以后，他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并随同参加出访苏联的工作。一路上，他负责照料主席的生活起居，也亲眼见到长途行进和繁重公务带来的疲惫。正是这些日常细节，使他逐渐理解，身边工作并不只是站岗值勤，更要细致、可靠，能够在关键处把事情做好。
1961年，李家骥离开毛主席身边，响应安排到艰苦地方工作。临行前，毛主席写下“努力学习”四个字。那份山西盂县调查报告，则一直由李家骥珍藏，直到1977年征集毛主席手迹时，才将它交出。四个字和一份报告，留下的是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从执行任务到学会调查、记录和思考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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