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月，北平城内，袁克定站在街头，看着进城的解放军队伍。这个曾经出入权力中心的人，穿着打补丁的旧衣，神情平静，身边没有随从，也没有昔日袁府的排场。
认识他的人很快认出，这就是袁世凯的嫡长子。只是眼前的袁克定，早已不是民国初年那个受人追捧的“皇储热门人选”，而是一个生活窘迫、寄居度日的老人。
这场反差，折射出袁家数十年的沉浮。袁克定出生于1878年，自幼受到中西两种教育，懂外语，也熟悉外交礼仪。袁世凯对这个长子寄予厚望，曾让他接触政务与外交，希望他能够成为家族事业的继承者。
袁克定确实有能力。他曾赴欧洲活动，与德国方面接触，并把自己获得的信息带回国内。问题在于，他的才干没有用来推动国家制度进步，反而被投入到父亲称帝的计划之中。
1913年以后，袁世凯逐渐走向恢复帝制的道路。袁克定不仅赞成，还积极参与筹划。他深知父亲疑虑重重，便想方设法制造支持称帝的舆论，让袁世凯误以为民间普遍拥护改制。
民间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袁克定曾让人编造或筛选报纸，只把有利于帝制的消息送到袁世凯面前。袁世凯每天所接触的舆论，因而出现了严重偏差。
有意思的是，袁克定接受过西式教育，却在权力问题上抱持着浓厚的旧式观念。他希望父亲成为皇帝，也期待自己获得皇储地位。个人野心与家族利益交织在一起，最终把整个袁氏集团推向了危险境地。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可是，护国战争随即爆发，各地反对声浪迅速扩大。帝制仅仅维持数月，袁世凯便在巨大压力下取消帝制，并于1916年6月病逝。
袁克定的政治梦想随之破灭。父亲在世时，他是袁府的重要人物；父亲去世后，他失去了政治靠山，袁家内部也逐渐分散。昔日积累的财产，在多年消耗和家族开支中不断减少，他的生活开始由优渥转向拮据。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袁克定后来面对日本方面的态度。袁世凯死后，日本曾试图利用袁氏家族的声望，在华北制造分裂局面，也有人希望借袁世凯后人的名义为相关活动增加影响力。袁克定没有接受这些安排。
据相关回忆，他曾明确表示，自己可以贫困，却不能替外人做损害中国利益的事情。日本方面后来还曾试探他出任伪政权职务，同样遭到拒绝。对一个曾经热衷权力的人而言，这种拒绝并非没有代价。
他没有因此重新获得富贵，反而继续过着清贫生活。到了北平和平解放前后，袁克定已经年老多病，经济来源十分有限。章士钊在主持文史方面工作时，听说了他的处境，便考虑给他找一份能够维持生活的差事。
据有关回忆记载，章士钊曾向毛泽东谈起袁克定的情况。章士钊说：“他过去有过错误，但后来拒绝为日本人做事，生活也确实困难，能否给他一条谋生的路？”
毛泽东对袁世凯称帝一事并不陌生，也清楚袁克定曾经参与其中。谈及此事时，他并没有简单地只看前账，而是注意到袁克定在民族问题上的选择。毛泽东表示，可以让袁克定到文史方面的机构工作，靠自己的劳动解决生活问题。
此后，袁克定被安排进入相关文史机构，从事资料整理、文献阅览一类的工作。职务并不显赫，待遇也谈不上优厚，却让这个曾经的权门子弟重新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
这项安排的意义，不在于替袁克定洗刷过去。袁世凯恢复帝制，是近代中国政治史上的重大倒退；袁克定在其中发挥过作用，也不能因为晚年的选择而被抹去。只是历史人物往往并非只有一个面孔，早年的政治错误与后来的民族立场，确实同时存在。
袁克定于1955年去世。走过从权门公子到贫困老人的漫长道路，他留下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袁世凯之子”标签。毛泽东同意为他安排工作，看重的也不是袁家的旧身份，而是一个人在国家民族大义面前，是否还保留着应有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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