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98年5月14日深夜，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电话骤然响起。
电话那头，一位香港同胞的声音在颤抖：“我们二十多个人被困在雅加达北边的工业区里，暴徒已经把大门堵死了，请你们救救我们！”值班的外交官放下电话，叫上同事，发动了那辆挂着五星红旗的黑色轿车，一头扎进了浓烟滚滚的夜色中。
车窗外，暴徒正在焚烧华人商铺，尖叫声、玻璃碎裂声此起彼伏，火光把整条街道照得通红。他们硬是穿过骚乱街区，把被困的七十多名香港同胞一个一个接了出来。
那不是电影情节，那是真实发生在1998年5月雅加达的事情。
然而，这样的营救行动只能救助极小的一部分人，当时使馆的人手有限，能够调动的车辆屈指可数，而骚乱的规模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雅加达、棉兰、泗水以及梭罗等城市都发生了针对华人的暴乱，五千多家华人商铺都被烧毁。
据印尼官方调查团“联合实情调查团”的报告说，在这次事件中共有1250名中国人遇难了，85个妇女遭强奸轮奸，人权组织的统计还要比这个多得多，单单雅加达就死了2千多人，受害的妇女应该有上千人，最小的一个受害者只有九岁。
暴徒开着军用卡车冲进华人居住的地方，他们都戴着手统一的帽子，在行动上带有明显的军事训练的样子。印尼陆军的战略后备部队第74特遣队在骚乱期间集体“失联”了，所有的通信记录和车辆调度都被人抹掉了，而当地的印尼军队对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有什么反应，只是袖手旁观而已。
消息传遍全世界以后，海外的华人社区一下子就沸腾起来了，他们纷纷问自己的祖国在哪里，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没有一艘军舰来救我们呢？
中国并没有什么都不做，在外交部不断有抗议照会送到的同时，使馆的人冒着生命危险不断地闯到骚乱的地方去救人，签证的人员也24小时不停的值班，为急着要离开的中国人开设通道。
但是这样的行动终究不能够帮助那些在大火中挣扎的人们了，他们需要的是军舰啊。最后中国的海军并没有来，二十六年后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所面临的无奈的心情远远比“出兵”这两个字更多一些吧？
第一道枷锁是法律上的身份困境。
1955年的万隆会议期间，新中国为了斩断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所谓双重国籍的污名了，主动和印尼签了一个关于双重国籍的问题条约，明文废止了华侨的双重国籍。
在1980年的时候我国又通过一个《国籍法》，明确的不承认双重国籍，在1998年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华人的手中拿着的是一个印尼护照了。按照国际法还有《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我们国家并没有权利去保护别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吧？
第二道枷锁是国力。
1998年的海军还是黄水的海军，在所有的舰艇都是以小型舢板啊鱼雷艇和老式的护卫舰为主。
没有办法进行远洋的投送，在那个时候长江全流域的大洪水也在泛滥着，在亚洲金融危机打击的情况下我们中国的经济自己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国防预算也不过就一百多亿美元吧。连一艘能够连续航行三千海里的现代化驱逐舰都没有，怎么能出得了洋啊？
第三道枷锁是外交原则。
不干涉他国内政是新中国在复杂的世界环境中立足的一个根本的原则了，在这个时候如果因为血缘关系很深我们就去干涉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不仅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而且会让东南亚的那些人对华人更加看不起。这样反而会把华侨放到一个更危险的地方去了。
三重枷锁，将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死死按在了沉默之中。1998年的沉默，是一个民族在国力薄弱年代里吞下所有屈辱的沉默。
二十六年后的今天，答案已然不同。
2015年也门内战升级，中国海军临沂舰直接驶入亚丁港，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冲下舷梯，在码头展开警戒线。几天内撤出六百余名中国公民，还协助十五个国家的二百七十九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
2023年苏丹内战爆发，南宁舰和微山湖舰紧急奔赴苏丹港，撤出九百四十名中国公民和二百三十一名外籍人员。从“黄水海军”到“蓝水雄师”，从没有一艘军舰能抵达雅加达，到军舰直接停靠战乱港口接人回家。
那一年，使馆外交官开着黑色轿车冲进火海，已经是他们能做的一切。今天，如果同样的暴行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中国同胞请到码头集合，中国海军接你们回家”的广播会在最短时间内响彻港口。
祖国也许曾迟到，但绝不会永远缺席。1998年的答案让人沉默，而今天的答案，让世界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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