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三年。
深圳黄贝岭。
加代在这条街上做酒水，做了三年。
街不长，两头加起来两百来米。加代供着十四家下家，八间小铺子，四间饭馆，两家烟酒店。一年出八千四百箱，一箱挣六块。
那年一箱本地白酒出厂九块八，摆到柜台上卖十六。一瓶汽水三毛五。
加代这边的规矩：货在路上磕了碰了，他换；下家压了货，他给调。送货的车是他自己的两台车，司机一个月一千七，出车管饭。
这条街上做酒水的都知道，跟加代拿货，价不见得低，但不断货。
贺老九也在这条街上。
贺老九四十六岁，比加代早做八年。他供二十二家，比加代多八家。这八年他是一箱一箱搬出来的，最早蹬三轮送酒，后来买了两台车。
贺老九做生意实在。不欠账，不掺假，送货按点。谁家的酒卖不动了，他自己开着车去拉回来换。
加代跟他做了两年邻居，没红过脸。
三月七号那天，加代这边出了点事。
江林从街东头回来，进门就说：
“哥，三家不拿了。”
“哪三家。”
“街口那间烟酒店，中间那间小饭馆，还有东头那家杂货铺。”江林说，“三家都说这个月先不拿。”
“为什么。”
“贺老九请他们喝茶了。”
“他跟人家说什么。”
“他说这条街上的酒往后从他一家走。”江林说，“他还说，加代哥的货在黄贝岭走不长。”
加代把手里的茶杯搁下。
那天下午，他让人把街东头那间杂货铺的老板请了过来。
老板姓张，五十来岁，进门先搓手。
“加代哥。”
“坐。听说你这个月不打算拿了。”
“加代哥，我——”
“他给你什么价。”
“九块二。”张老板说，“比你低五毛。”
“低这五毛，你一个月能省多少。”
“一箱五毛，一个月卖三十来箱，省十五块。”
“十五块。”
“加代哥，十五块不多。”张老板说，“可他一天来两趟。他来了，我不好说不拿。”
“这个月你从我这儿拿，九块二，跟他的价一样。”加代说。
张老板愣了一下。
“加代哥，你这是——”
“回去卖你的酒。”
张老板走了。一箱让五毛，加代一个月让出去四百多。
三月十二号，加代的送货车在街口被堵了。
不是拦，是堵。两台面包车一前一后把他夹在黄贝岭街口，堵了一个白天。车上装的是两车酒，一箱没送出去。司机在驾驶室里坐了一天，中午让人给带了一个盒饭。
那天下午，加代这边六家下家的货断了。
三月十六号早上八点，司机小毛在街口被人从车上拉下来。
两个人，一个拽，一个按。小毛被按在车门上，脸贴着车门。第三个人把车上一箱酒搬下来，砸在街口的水泥地上。瓶子碎了一地，酒淌到马路牙子上。
围在边上的有七八个人，没人说话。
小毛回表行的时候，裤子湿了半截，脚上一只鞋全是酒。
“是谁。”
“不认识。”小毛说，“后头车里坐的那个我见过，是贺老九的人。”
当天中午，话传到加代耳朵里。贺老九在街东头一间饭馆里说了句话，说得不响，说的是这条街上，加代的货一箱都别想进。
那天下午，加代让人在罗湖订了一桌酒，把贺老九请了过去。
雅间里就他们两个人说话，加代带了江林，贺老九带了一个伙计。加代进门先给贺老九倒酒，把主位让了出来。
“九哥。”
“加代，你别叫我九哥。”
“你比我大，该叫。”
贺老九坐下了。
“你为街口那箱酒来的。”
“为这条街来的。”加代说，“九哥，我在黄贝岭做了三年，你做了八年。你这八年，是我比不了的。”
“你这话说得我下不去口。”
“我把话说完。”加代说，“这条街上你有二十二家，我有十四家。从明天起，我这边让三家给你，杂货铺、烟酒店、东头那家饭馆，都归你。往后这条街上我供十一家。”
贺老九把杯子端起来，又放下。
“加代，你让三家，我谢你。可这三家是你让的，不是让出来的。”
“那你要什么。”
“我要你从这个街口退出去。”
“退到哪儿。”
“港线那边的货，别往黄贝岭进。”贺老九说，“你走你的罗湖，我走我的黄贝岭。”
“我一年在这条街上出八千四百箱。”
“我知道。”
“你让我这八千四百箱不下车。”
“加代，我这边二十二家，一个月工钱一万三。”贺老九说，“你从港线上拿货，一箱比我便宜三块五。你在这条街上多卖一年，我这边就得走人。”
“你把价抬上去，我跟你一样。”
“我抬不上去。我抬上去，我的人当天就散。”
“你的价我不压。”加代说，“今天让三家，往后你的价我不动。”
“三家不够。”贺老九说，“加代，你今天让三家，是你给我的面子。我等的是你把脚收回去。”
加代把酒喝了，站起来。
“九哥，这一桌我请了。你要是改主意，随时让人给我递话。”
“递不了。”贺老九说，“我底下二十二家看着我。”
三月二十一号夜里，加代去了贺老九的仓。
贺老九的仓在黄贝岭东头一条巷子里，两间打通，卷帘门一放就是一面墙。仓门口停着他那两台送货车。夜里九点半，加代这边去了二十四个人，五台车，车停在巷子两头。
仓里有贺老九那边十四个人。
马三带人先到巷口，把仓门口那两台货车围了。丁建从巷子另一头进来，走到卷帘门跟前。
卷帘门从里头顶着。
丁建让人从车上拿了根撬棍，从卷帘门底下那条缝里插进去，往上一别。门开了一道口子，里头两个人顶着，顶了半分钟没顶住。
门一开，两边在仓门口挤了不到四分钟。
贺老九的人多，可仓库里都是酒箱子，脚底下铺不开。丁建这边一路往里推，推到第二间仓的当中，把人挤在货堆中间。
加代走进仓里的时候，那十四个人已经不动了。
贺老九坐在最里头一张矮凳上，跟前摆着一张记账的小桌。他没站起来。
“加代。”
“九哥。”
“你要把我这仓砸了，就砸。”
“我不砸你的货。”加代说，“你这两间仓，两千多箱酒吧。”
“两千四百箱。”
“一箱没动。”加代说，“我今天来，跟你说一件事。”
“说。”
“从明天起，这条街上一人一半。你的车从街西头进，我的车从街东头进。碰见了，一个先停。”
贺老九抬起头。
“你带二十几个人来，就为了跟我说这个。”
“你先把我的人按在车门上。”
贺老九坐着没说话。仓里的人都看着门口。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
“我认。”
三月二十四号，贺老九在罗湖一间酒楼摆了一桌。
雅间在二楼靠里，门一关，外头的声音进不来。桌上六个菜，两瓶酒。屋里四个人：加代、江林、贺老九，还有一个跟了贺老九六年的伙计，姓孙。
加代进门，贺老九站起来，把自己那把主位的椅子往后拉了拉。
“加代，你坐这儿。”
“你的酒，你坐。”
“你坐。”贺老九说，“今天是我请你，这桌子是我的，可这个位置得是你的。”
加代坐下了。贺老九坐到旁边。
菜上齐了，贺老九没动筷子。江林给他倒了一杯，他把杯子放在手边，也没喝。
过了一会儿，贺老九弯下腰，从椅子底下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往前一推。
信封鼓得很满。那年最大的一张票子是一百块。三万六千块，三百六十张，牛皮纸装不下，外头又裹了一层旧报纸，一只手按上去，报纸咯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