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长途车的司机跨了地盘挨了打!加代把人找到,让规矩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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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〇年。
国道一〇七,从连州往广州,中间有四十公里山路。
那四十公里是两县交界,路上只有三间修车铺、一个饭摊、一个车队院子。
车队院子在路边一块空地上,用铁网围起来,能停三十台卡车。
管这一段的人叫徐波,三十八岁,本地人,手底下三十台车。
崔虎是辽宁人,二十四岁,在广州一个车队开卡车。
他哥崔强在加代的表行里管库房,是老交情。崔虎是那年春天从老家过来的,活是加代帮着找的。
那年一辆解放牌卡车五万八,车队的是旧车,跑山路跑得车厢上的漆掉了一半。
崔虎住车队的宿舍,八个人一间,一个月伙食三十五块。
跑长途赚的是辛苦钱。从广州到连州三百公里,一趟运费三百二,油钱过路钱自己出,净挣一百来块。
一个月跑八趟,能挣八百。
“小虎,这个月跑了几趟。”
“六趟。”崔虎说,“上礼拜车坏了,修了两天。”
“修什么了。”
“水泵。”崔虎说,“换一个一百二,我自己掏的。”
“你自己掏?”
“车队说旧车不保修。”崔虎说,“哥,这行就这样。”
崔虎想多跑两趟。他在老家的对象等了他一年,他想年底回去把事办了。
“小虎,你一个月跑八趟,攒多少。”
“攒五百。”崔虎说,“宿舍三十五,吃饭六十,剩下的都寄回去。”
“寄回去干什么。”
“她家跟我家隔一条街。”崔虎说,“我年底回去娶她。”
“年底还有三个月。”
“三个月,我还能多攒一千五。”
九月底,有个人在广州的木材行门口堵住了他。
“师傅,跑长途不。”
“跑。”
“连州那边有个木材站,装一车松木回广州。”那人说,“运费四百五。”
“四百五。”
“比平常高。”
“高在哪儿。”
“那边装货得自己动手。”那人说,“站上的装车工一天等不到两个车,你去了他们不给你装。你自己找两个人装,装完就走。”
“行。”
崔虎接了这个活。
十月三号,他开着那台旧解放上了国道。
木材站在连州往南四十公里的路边,半亩的院子,堆着松木,屋门口挂着一块木牌。
崔虎到的时候是上午十点。



站上没人出来招呼他。他喊了两声,出来一个看门的,看了一眼他的车牌。
“广州的车。”
“广州的。”
“等一会儿。”
等了半个钟头,来了一辆本地的车,站上的人出来给那辆车装了一车。
又等了半个钟头,又来了一辆本地的车。
崔虎下车去问那个本地司机。
“师傅,这站上怎么不给外地的车装。”
“外地的车装不了。”
“为什么装不了。”
“你要是本地车,车头一进院子就有人出来。”那司机说,“你不是本地的。”
“那怎么办。”
“等天黑。”司机说,“天黑了没人管,你自己装,装完赶紧走。”
“天黑了我到不了广州。”
“那你明天再来。”
中午十二点,来了七个人,开着两台摩托。
为首的那个四十来岁,个子不高,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胸前别着一支笔。
“广州的车。”
“我是。”
“这段路上的货,谁家的站谁家的车拉。”那人说,“你一个广州的车,跑到我的站上拉货。”
“我这是木材行老板的活。”
“木材行老板的活,也是我站上的货。”那人说,“我叫徐波。这四十公里归我管。”
“那我把车开走。”
“车不能开走。”
“凭什么。”
“凭你今天想拉着我的货走。”徐波说,“后生仔,你听我讲。这个站的装车活是我车队谈下来的,装了十四年。一车装车费二十块,一年三百多车。你这一车自己装,我的人吃什么。”
“我自己装我自己装。”
“你自己装,那你别在我的站上装。”
徐波抬了一下手。
后头上来三个人,把崔虎从车门上拽下来,按在修车铺门口那块沙地上。
崔虎挣了两下。
有个人从修车铺里摸出一根铁棍,往车头上砸了一下。
右前车灯碎了,玻璃片撒在沙地上。
崔虎的嘴角破了,肋骨上被人踹了两脚。
那台车被推进了修车铺后院的棚子底下,车头对墙,钥匙被人拿走了。
那天下午,崔虎在修车铺门口坐了两个钟头。
修车铺的老板姓邓,五十来岁,给他递了一碗凉茶。
“后生仔,你别坐这儿了。”
“我车在后头。”
“车你开不走。”
“那我等。”
“你等谁都没用。”邓老板说,“徐波在这条路上十四年。上个月一个湖南的车也是跨区拉货,车扣在这儿五天,最后花了八百块才开走。”
“八百。”
“八百。”邓老板说,“人家还不算打人。你这个,嘴角都破了。”
崔虎是当天夜里走回连州镇的,走了三个钟头,在邮局给广州打了个电话。
电话是一个一个转的,接通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
“哥。”
“小虎。”崔强说,“你在哪儿。”
“连州。”
“跑货跑到连州。”
“哥,我车被扣了。”
电话那头停了一会儿。
“谁扣的。”
“一个叫徐波的,说那四十公里归他管。”
“人打了没有。”
“嘴角破了,肋骨上踹了两脚。”
“你现在在哪儿。”
“邮局门口。”
“你去旅店睡一觉。”崔强说,“我给代哥打个电话。”
第二天一早,加代让崔强去找了个人。



那人姓黄,跑这条线三十年,早年在连州押货,跟徐波的父亲认识。
“黄伯,你帮我打个电话。”
“打给谁。”
“徐波。”
“代哥,我在他站上吃过十四年的饭。”黄伯说,“这个人我熟。他不认人,只认规矩。”
“你先打。”
黄伯打到车队院子,等了十分钟,徐波接了电话。
回话当天上午十点就到了。
“他摆了三件事。”黄伯在电话里说。
“哪三件。”
“车可以开走。一,崔虎当着他的面认个错。二,交八百块钱,跟去年那个湖南车一个数。三,往后广州的车不上他的站。”
“打人呢。”
“打人的事,他一个字没提。”黄伯说,“他说崔虎的嘴角是自己摔的。”
加代是第二天中午到的。
他开着一辆黑色轿车,从广州过来三个多小时,车上坐了江林和两个人。
车停在修车铺门口。
崔虎从旅店跑出来,站在车跟前。
“代哥。”
“咋弄的。”
“他不让我装货,我跟他讲了两句,他就叫人把我按在地上了。”
“车呢。”
“后院。”
加代往修车铺里走。
看车的是三个人,一个坐在门口的竹椅上,两个在后院打牌。
“干什么的。”
“我的车在后院。”
“哪台车。”
“广州牌照,解放。”
“那台车不能动。”坐在竹椅上那个说,“波哥说了,等他自己来。”
“你跟波哥说一声,就说加代来了。”
“说什么都没用。”那人说,“这台车一个月前也有人来说过情,说的是白话,我说的是白话,最后那个人自己走了。”
“那是他没等对人。”
“你等的人今天不在。”那人说,“他在这儿待了十四年,他的规矩一天一个样,谁也改不了。”
江林往前走了一步。
那人从椅子上站起来,伸手往门口一根扁担上摸。
扁担还没抄到手,江林已经攥住了他的手腕,往下一压,人跪在了沙地上。
后院打牌的两个人抄起板凳跑出来。
加代这边两个人迎上去,一个把板凳夺了,一个照着肚子给了一拳。
前后不到一分钟。
三个人蹲在门口,没有人再动。
加代进了后院。
那台解放停在一个铁皮棚子底下,车头对墙,车厢上还挂着两截松木,是装了一半没装完的。
右前车灯的位置只剩下一个黑洞。
他站在车头跟前看了一会儿,走出来,蹲下来,看修车铺门口那片沙地。
沙地上还有碎玻璃。那天铁棍砸下来的时候,碎片撒了一地,扫过一回,还剩下几块大的。
加代弯腰把地上那块摔碎的车灯片捡起来。
那块片子有半个巴掌大,边上是一圈碎口,里头还连着一小段灯座上的线。
江林在后头站着。
“代哥。”
“徐波的车队院子在哪儿。”
“往前走八公里,路边。”
加代把那块碎片揣进兜里,转身上了车。
车队院子是用铁网围起来的,门口立着一根杆子,杆子上挂着一盏灯。
加代的车到的时候,院子里的车已经摆成了一排。
三十台卡车,车头全部朝外,在院子里围了半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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