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建国,在县城开了家小五金店,今年四十八岁。
去年秋天,我和妻子秀珍办了离婚手续,原因说起来让人脸红——我那段时间跟几个老同学喝酒喝上了瘾,三天两头不着家,秀珍劝了几次,我不听,她一气之下提了离婚。我当时喝得头脑发热,二话没说就签了字。
等我清醒过来,才知道自己干了件多蠢的事。
秀珍跟了我二十二年,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家里里外外全靠她操持。我开店,她帮忙记账;我应酬,她一个人坐在家等到半夜。这样的女人,打着灯笼都难找。
离婚那天,她没哭,只是把结婚证放到桌上,低着头说了句:"建国,这辈子你没亏待我钱上的事,但我太累了。"
我那时嘴硬,说了句"随你"。
这句话,我后来悔了不知多少回。
转眼小半年过去,两个孩子随秀珍住在老宅那边。我一个人住在店后头的小屋,冬天冷得很,半夜睡不着,就盯着天花板发呆。邻居老徐太太有次来买螺丝,看了我一眼说:"建国啊,你这是活得不像个人样,赶紧去把秀珍接回来吧。"
我心里早就在盘算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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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儿子建明打电话来,说他妈最近身体不太好,老是咳嗽,我心里一紧,当天晚上就睡不着了。第二天一早,我去集市上买了秀珍最爱吃的小吊梨汤的食材,又买了一包她惯用的云南白药,骑着电动车就往老宅赶。
那是个阴天,空气里有湿土的气味,路两边的白杨树叶子都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戳着灰色的天。我骑车的时候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见了面该说什么,只是觉得,不去不行了。
老宅的木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院子里的桂花树已经过了花期,地上积着一层枯叶。我刚要喊秀珍的名字,就听见里屋传来说话声——是个陌生的女声,听着年轻。
我愣了一下,脚步不由自主放轻了。
我绕到窗边,透过半开的窗缝往里瞧。
秀珍坐在床沿,面色比我想象中还要差,颧骨高了,人瘦了一圈。她对面坐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穿着白大褂,胸口别着个胸牌——是镇卫生院的医生。
"秀珍姐,片子的结果出来了,肺上那个阴影……"医生的声音压低了,"还是要尽快去市里复查,别耽误。"
我站在窗外,风一下子灌进衣领,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但那不是因为冷。
秀珍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知道,等孩子们放了寒假,我去。"
"现在去才好。"
"建明要考试,小燕才初二,我不想让他们分心。"
我的手指死死掐住窗沿的木头,心跳堵在嗓子眼。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秀珍生建明那会儿,产后发了高烧,烧到三十九度八,她还撑着身子给孩子喂奶,说"孩子等不了,我等得了"。
她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什么事都是别人先,自己最后。
医生走后,我在院子里站了很久才推门进去。秀珍见到我,愣了一下,表情淡淡的,问:"你来干什么?"
我把梨汤的食材放到桌上,喉咙发紧,半天才挤出一句话:"秀珍,我送你去市里复查,我陪你去。"
她看了我一眼,眼眶微微红了,却别过头去:"不用。"
"我知道不用,但我想去。"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哑,"这二十二年,我欠你的不是钱,是心。这道理我现在才懂,知道太晚了。但如果你肯让我,我想把这个亏补上。"
屋子里安静了很久,窗外的风吹过桂花树,枯叶沙沙地响。
秀珍终究没有说话,只是轻轻低下了头。
我站在那里,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把那包云南白药放到她手边,然后默默开始烧水,准备熬梨汤。
有些话说出口就够了,剩下的,得用时间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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