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前，蒋介石在重庆谈到抗战岁月时，曾特别提及这座山城所承受的空袭。他感慨说，重庆军民与政府同甘共苦，敌机长期轰炸造成的牺牲和贡献，“在将来抗战史上必将会大书特书”。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修辞有多激昂，而在于重庆确实经历了中国抗战时期最持久、最残酷的战略轰炸。这里所说的“重庆空战”，并不只是飞机之间的空中格斗，更包括防空警报、空袭轰炸、空军拦截以及城市居民长达数年的避难生活。
1937年淞沪会战失利后，南京局势迅速恶化。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宣布迁往重庆，随后各部门、学校、工厂和金融机构陆续西迁。重庆由此成为战时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也因此进入日本空军的重点打击范围。
日本方面起初并未立即把重庆列为主要轰炸目标。1938年2月18日，日军飞机袭击巴县广阳坝机场，这是目前资料中较早的一次重庆空袭。此后，随着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日本企图通过摧毁重庆的行政中枢，迫使中国政府放弃抵抗。
1938年10月4日，日军开始直接轰炸重庆市区。山城道路狭窄，房屋密集，木质建筑较多，一旦燃烧，火势很容易沿街蔓延。日军在后来的空袭中大量投掷燃烧弹，轰炸对象也从机场、码头逐渐扩大到居民区、商业街和交通要地。
重庆并非没有空中防御力量。中国空军在装备、飞行员数量和后勤补给上都处于劣势，却仍不断升空拦截。苏联援华航空队也曾参加对日作战。飞行员们面对的是航程更远、编队更大、性能更优的日军飞机，很多战斗发生在重庆上空及其周边地区。
有意思的是，重庆防空并不只靠战斗机。城市设置了防空监视哨、警报系统和高射炮阵地，街道上还组织人员疏散。警报一响，百姓便抱着孩子、提着简单行李寻找掩体。可在突然袭来的密集轰炸面前，制度再周密，也常常赶不上炸弹落地的速度。
1939年5月3日至4日的连续轰炸，给重庆造成严重灾难。市区多处起火，居民住宅和商铺大面积损毁，死伤数字因统计口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平民伤亡极其惨重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外国驻华机构和使馆区域也受到波及，海外媒体当时便注意到，轰炸造成的主要伤亡来自普通居民。
宋氏三姐妹也曾在重庆查看受灾区域。1940年4月2日，宋美龄、宋霭龄和宋庆龄一同前往遭受轰炸的地区，了解防空设施和民众伤亡情况。残破的车辆堵塞街道，废墟中仍能闻到焦灼气味。这样的场景，并非偶然一天，而是重庆居民反复面对的日常。
真正令人震惊的，是1941年6月5日发生的惨剧。当晚，日军飞机持续轰炸重庆，许多市民涌入公共防空隧道。由于避难人数过多，洞内空气闷热，通道拥挤不堪，随后发生窒息、踩踏和挤压。事件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官方公布数字为992人，民间和后来的研究则提出了更高估计。
惨案发生后，社会舆论强烈要求追究防空组织责任。国民政府撤免重庆防空司令刘峙，由贺国光接任。这个处理并不能挽回逝者，却说明当局也无法回避防空疏漏带来的后果。战争中的灾难，既有敌军轰炸造成的直接伤亡，也暴露出城市防护能力的严重不足。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需要同时应付多个战场，其在中国战场投入的航空力量有所调整，重庆遭受的轰炸强度逐渐下降。但空袭并未马上停止。直到1944年12月，日军仍对梁山、万县、开县等地实施轰炸。前后近七年的持续袭击，使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遭受长期空袭的重要城市之一。
抗战胜利后，重庆留下了大量防空洞、被炸遗址和遇难者记录。蒋介石在还都南京之前所说的那段话，实际上是对重庆战时地位的承认：这座城市不仅承担了行政中枢的职责，也用人员伤亡、城市损毁和持续运转，支撑了中国战场的后方体系。
一座城市能否在反复轰炸中维持政府运转、工厂生产、学校教学和军队补给，往往比一次空战的胜负更能说明战争的残酷。重庆档案中保存的警报记录、伤亡统计和防空设施遗址，至今仍对应着那些发生在山城上空的轰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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