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怎么了？”15年前的追问，为何再次引发世界关注？

“民主怎么了？”近年来，这一问题在西方舆论场反复出现，也成为不少西方民众对自身政治制度的追问。

从党争不断、政治内耗加剧，到选举日益受到资本和金钱因素影响；从民生议题长期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到普通民众的诉求与政治决策之间出现越来越明显的距离，西方民主实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失灵”病灶，就连不少西方学者也开始反思现有民主模式的弊端。

事实上，早在15年前，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在与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辩论中，就已经给出了问题的答案。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大多数学者都沉浸在“历史终结论”的惯性判断中，并未真正重视这番来自中国学者的清醒判断，没有意识到西方民主的深层危机已经在悄然发酵。

而随着近年来西方社会一系列矛盾逐渐暴露，一些曾经被繁荣表象所掩盖的问题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民主之问”也由此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中国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出席雅典民主论坛，并在演讲中展示他2006年11月2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中国模式的魅力》一文

正是在西方也人心思变的背景下，于9月29日至10月1日举办的第14届“雅典民主论坛”邀请张维为教授出席演讲和辩论，反映了代表西方民主主流观点的论坛也期待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雅典民主论坛”创办于2013年，依托雅典作为西方民主发源地的历史象征，每年邀请各国政要、学者、企业家、媒体与智库人士参会，围绕民主理论、地缘政治、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等议题开展研讨，是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一个主要精神地标和话语平台。

论坛开幕前夕和论坛期间，张维为教授先后两次接受了希腊媒体《雅典之声》（Athens Voice）资深记者卢卡斯·维利达基斯（Lucas Velidakis）的专访，就他当年与福山的辩论、文明型国家、西方民主的困境、台湾问题等范围广泛的问题进行了深度对话。本文为两次专访内容节选，供读者参考。

论坛期间，张维为教授接受“雅典之声”资深记者卢卡斯·维利达基斯的专访

雅典之声：2011年，您与弗朗西斯·福山进行了一场著名的辩论，当时，自由民主似乎仍被许多人视为政治发展的必然归宿。十五年过去了，您是否认为自己赢得了那场辩论？如果是，历史究竟在哪些方面证明了您的判断是正确的？

张维为：的确，十五年前，也就是2011年6月，我在上海与弗朗西斯·福山就中国模式等进行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今年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一些评论者把这场辩论总结为“五个政治预测”。这里我也与您分享下：

第一，关于“阿拉伯之春”。福山提出中国也可能发生当时正席卷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我说“不可能”，并预测“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

第二，关于民粹主义。福山认为像美国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能够应对民粹主义的挑战，我说，低劣的民粹主义终将摧毁西方民主制度。

第三，关于领导人的选拔。福山提出中国的所谓“坏皇帝问题”时，我解释了中国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了这一问题。我提醒他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前工业时代的产物，如果不能进行实质性改革，可能会选出比乔治·W·布什更糟糕的领导人。

第四，关于文化趋同。他表示全球化将导致文化趋同时，我认为恰恰相反，全球化会让不同民族更加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独特性，文明型国家更是拥有许多美国政治所缺乏的政治智慧。

第五，关于“历史终结论”本身。我的结论是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今天回过头来看，大多数人都同意，我的观点更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雅典之声：您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而不仅仅是另一个民族国家。但为什么数千年的文明能够赋予今天的中国政府以政治合法性呢？

张维为：中国确实不是典型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它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有机结合体。也许可以做一个不那么准确、但颇能说明问题的类比：这就好像罗马帝国没有解体，演进到了21世纪，成为一个拥有广袤领土、高度现代的经济、人口规模约等于三个欧盟的统一国家，热爱和平同时具有强大的止战能力，人民讲着数千种方言，却使用一种跨越数千年的统一文字。“文明型国家”是跨越数千年“百国之和”的国家，如果采用西方对抗性的政治模式，将立刻四分五裂。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悲剧性地证明了这一点：照搬美国模式导致军阀割据和数百万生命的丧失，这是大多数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政体的合法性深深植根于其历史连续性之中。从西方自由民主的视角来看，中国当代的所谓“一党执政”可能缺乏他们眼中的合法性，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熟悉的、具有深厚历史共鸣的常态，因为自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以来的多数时间内，中国大都由“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治理，其官僚体系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等方式产生。它自称代表——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确实力求服务“天下”。

此外，在这两千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一个比同时期欧洲治理得更好、更和平、更繁荣的国家。中国当时的治理模式令伏尔泰、莱布尼茨等欧洲启蒙思想家羡慕不已。中国错过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才开始落后于西方。如今中国正在快速追赶，甚至在越来越多领域内超越西方。

雅典之声：您对西方民主的核心批评之一是，仅靠选举并不能保证善治。但在一个公民无法通过投票实现政党轮替的体制中，当政治权力失败时，最终的问责机制是什么？

张维为：从中国的视角看，选举只是“程序民主”的一种，而非“实质民主”。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的智慧是区分“道”（总体目标）与“术”（具体程序）。在这一哲学框架中，“道”决定“术”。因此，每个国家都应根据自身国情，在“道”的指引下探索适合自己民情国情的程序民主——对中国而言，这个“道”就是良政善治。从这一视角出发，“民主VS专制”范式显然已经过时，应该将其替换为“良政VS劣政”。

如果没有这样的范式转变，“选完就后悔”现象恐将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常态。如今，西方的选举政治日益被金钱与权力绑架，被社交媒体信息茧房、民粹主义思潮和人工智能所操纵。今天的美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吗？还是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寡头政治国家？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议会民主模式——英国首相如此频繁更替，还是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制度吗？我们能够期待英美下一次选举会带来更好的结果吗？

相比之下，中国今天的选贤任能体制本质上是一种“选拔+选举”的机制，前者源自中国自身传统，后者更多来自西方。这一制度安排由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率先推动，在过去近五十年里成功确保了这一超大型国家的权力有序接替。尽管中国制度并非十全十美，但它带来了中国的崛起和人民生活水平前所未有的提高，证明它不仅具有可行性，而且在为人民提供切实利益方面超越了西方模式。

雅典之声：中国体制极其强调能力、贤能政治和长远规划。但每一种政治体制最终都会产生糟糕的领导人和糟糕的决策。中国如何防范这种错误？

张维为：你的问题让我想起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所有被反复试验过的政府形式之外”。这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或许成立，但中国的视角提供了不同的看法。我借用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的“下下策”概念来重新表述丘吉尔的意思，也就是所谓“最不坏的选择”，其重点在于确立使坏领导人退出的机制。然而，在中国儒家贤能政治传统中，国家必须始终追求“上上策”，即“最佳的选择”，也就是选拔最高素质的领导人。这绝非易事，但我们对卓越的追求不会停止。

迄今为止，中国的政治和制度创新已经形成了一个将“上上策”与“下下策”结合起来的体系：一方面，选拔久经考验的一流领导人；另一方面，通过制度化的民主集中制及定期退休等制度安排，使应该退出领导层的人能够退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权力平稳有序的交接就是这一制度有效运作的证明。

张维为教授参加在雅典科学院举行的雅典民主论坛开幕辩论

雅典之声：您一直认为西方民主日益遭受民粹主义、短期主义和政治瘫痪之苦。唐纳德·特朗普的再次当选、欧洲各地反建制运动的兴起以及公众对制度信任度的下降，似乎都在强化您的论点。但自由民主的危机究竟是自由民主本身错误的证据，还是仅仅说明民主国家有时会治理不善？

张维为：我一直认为，当今实践的自由民主存在三个“基因缺陷”。

第一，“理性人的假设”。现实中，人往往是非理性的，在互联网、社交媒体、金钱政治和人工智能时代，这一倾向更加严重。政客利用人的非理性来获取选票，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的崛起就是证明。

第二，“权利绝对化的假设”。这种观点将个人权利视为绝对的，从而导致社会碎片化，甚至四分五裂。相反，中国人认为，权利与责任必须始终保持平衡；否则，一个21世纪的现代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行。

第三，“程序万能的假设”。这种观点认为，只要遵循选举程序，其结果就是对的，而不论领导人的水平如何。问题是选举程序大都严重固化，几乎无法改革。结果是民主退化为政客绞尽脑汁利用程序漏洞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游戏”。他们通过政治营销和权术操作，使自己的利益凌驾于良政善治和公共利益之上。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中国传统讲究“道”与“术”的平衡。程序属于“术”，当“道”要求以人民的整体利益为依据进行改革时，程序就必须改革。中国过去近五十年的口号一直是“改革”，力求年年有提升、甚至月月有提升。事实上，我认为，除非西方模式的这些“基因缺陷”得到纠正，否则西方民主制度很可能只是人类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插曲。这是我的坦率看法。

雅典之声：中国将其体制描述为一种民主形式，而批评者则指出，中国限制反对派、独立媒体和政治异见。您认为，中国公民拥有、而西方观察人士始终未能理解的最重要的一项政治自由是什么？

张维为：这些批评者首先应该关注为什么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今天对反对声音、独立媒体和政治异议的限制都在显著增加。这也是本届雅典民主论坛聚焦讨论民主身份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人的自由可以从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两个层面理解。关于集体权利，中国人民享有一项宝贵的自由，那就是对美国或任何试图将自身意志强加于中国的外部势力说“不”。我希望欧洲也能形成这种自由，以维护欧洲的自主性，连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公开谈论欧洲已成为美国的附庸。至于个人层面，中国公民十分珍视公共秩序的保护、私有财产和集体资产的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同工同酬等——同工同酬还是许多西方国家有待实现的目标。

雅典之声：您曾暗示台湾可能在统一之前不会再有选举。今天的台湾地区是一个多元民主社会，如果台湾民众不希望统一，中国大陆可以用什么样的民主原则让他们接受统一？此外，中国大陆坚持和平统一仍是其首选，但也拒绝放弃使用武力。在什么情况下，中国大陆可以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张维为：第一，台湾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几乎所有国家和联合国都承认的事实。这一点也写入了台湾自己的所谓“宪法”。在台湾举行的选举，是中国一个地区的地方性选举，而不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选举。

第二，这里涉及的民主原则是体现全体中国人民意志的国家主权——而不仅仅是一个地区居民的愿望。

第三，没有任何主权国家允许通过单方面地区公投实现分裂。加拿大阻止魁北克的分裂企图；西班牙禁止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美国也通过战争方式阻止南方各州脱离联邦。

第四，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一是‘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二是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三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目前，台湾分裂势力存在跨越红线的严重风险，而一旦越过这些红线，其后果必将是决定性的并产生深远影响。

雅典之声：中国日益将自己定位为主权和不干涉原则的捍卫者。那么，在俄乌冲突之后，中国与俄罗斯保持密切战略关系，您如何协调这一关系与上述原则之间的矛盾？

张维为：即便在中国国内，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也存在争议。许多中国观察人士认为，北约五轮东扩是这场危机的根源。就中国而言，我们绝不会接受北约向亚洲扩张——一次也不行。中国把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视为朋友。这场冲突就像两兄弟受到外部挑拨而打架。中国支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俄乌冲突以及所有相关的领土和主权争端。

雅典之声：如果今天一个年轻人要求您在自由民主和中国模式之间做出选择，您选择中国模式的最有力论据是什么？选择自由民主的最有力论据又是什么？

张维为：我不会要求任何年轻人做出这样的二选一，因为这两种模式源于两种不同的文明逻辑和治理哲学。

中国模式认为，一个政府的合法性主要来自其绩效和为人民带来的切实利益，而不仅仅来自选票箱的程序民主。中国模式以能够提供实质性自由和具体福祉而著称，如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安全的城市、便捷的现代生活设施、长期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快速坚决地实现绿色能源转型——这一切都深深植根于文明型国家的逻辑之中。

在这一框架下，国家存在的目的是服务于最广泛的公共利益，不被任何利益集团所捕获。领导人在担任最高职务之前，要在各个层级经历严格、长达数十年的治理历练。民主是全过程的，不局限于某一个短暂的投票时刻。民主意味着将协商、审议、决策、执行和监督等都融入日常治理的方方面面。

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学习型文化。正如孔子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们从西方学了很多，也对进一步向西方学习持开放态度。正如我常说的，中国的政治模式可以被概括为“选拔加选举”，其中“选拔”源自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而“选举”则借鉴了不少西方的做法。

坦率地说，我认为西方可以从中国模式中学到很多，这对西方自身有好处。当然，中国没有向他国输出自身价值观或把自己模式强加于人的那种传教士传统。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民主精神，即尊重每个国家自己的选择。

雅典之声刊发对张维为教授的专访

雅典之声：您参加的雅典民主论坛辩论结束了。你认为西方民主国家究竟能从中国的经验中学到什么？

张维为：中国政治哲学观包含两个层面：“道”，即目标与宗旨；“术”，即程序和技术细节。西方过于注重程序，却忘记了民主的宗旨应该是以良政善治服务人民。有道的引导，才能进行改革。为什么不能借鉴中国哲学呢？我们可以“道”与“术”两者兼顾。这样才能进行改革，才能变得更好。

这次论坛的讨论是关于民主的身份危机，西方民主制度难以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术”决定一切。美国是所谓的“民主的捍卫者”，然而唐纳德·特朗普却两次当选总统。一个幸福的国家不会选举像特朗普这样的人。这样的民主制度不改革行吗？

雅典之声：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认为中国模式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张维为：挑战多种多样。在论坛上，我们听到《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列举了人类面临的几个挑战：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外来移民等。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正在应对所有这些挑战。到目前为止，它比西方模式应对得更好一些。

正如我在论坛演讲中所说的，中国模式有三个特点。首先是长期主义，这一点至关重要。为什么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太阳能、锂电池等新能源产品的生产国？这一切的背后是五个五年计划，也就是25年的规划及其扎扎实实地落实。其次是整体主义，第三是行动主义，中国笃信“知行合一”。这恰恰是西方民主的问题所在。在非洲，人们常说欧盟就像NATO（北约）：No Action, Talk Only（光说不做）。

雅典之声：托马斯·弗里德曼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而中国也是该领域的佼佼者。我们对美国公司了解颇多，但对中国方面却知之甚少。中国是否愿意与西方共同解决人工智能问题？

张维为：从中国方面来看，这没有问题。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是偏开源的，美国是偏闭源的，所以世界上更多的公司，包括许多美国公司，也使用中国大模型。中美也已开始在人工智能领域内进行初步沟通。此外，我们还有“一带一路”倡议，在希腊得到了积极响应，著名的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就是例证。“一带一路”倡议对美国、欧盟和所有西方国家开放。我们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我们可以共同在非洲或拉丁美洲开展合作，这就是我们的提议。

但西方总是从集团政治的视角看问题，“要么是盟友，要么是敌人”，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人的眼光长远得多，我们认为“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潜在的朋友”，这就是中西方的区别，希望西方也有这样的眼光。

张维为教授与托马斯·弗里德曼亲切交谈

雅典之声：您认为未来10年或20年，中西方的政治模式会进一步分化吗？还是最终能够相互学习，并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尤其在面对重大全球挑战时？

张维为：如您所问，我15年前与福山教授进行辩论的时候说过，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西方实行的民主制度将会继续一路走衰，最终沦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所以改革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主义初期也经历过许多失败。当时，中国国家领导人指出，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因此，过去的50来年里，我们一直在进行改革，每年、每月、每天都在谈论改革。正因如此，中国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我认为欧洲国家和美国也应该这样做：改革，改革，再改革，否则没有出路。

十分感谢您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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