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上海带出一个“书画大师”团队，连鲁迅也感叹他的润格贵

今年，我应中央电视台重大文化工程、大型纪录片《百年巨匠——吴昌硕》之邀，撰写人物传记《百年巨匠——吴昌硕》。如果说写人物传记是“生命的转换与释放”以及“心灵的陶冶与交融”，那么我在这次撰写过程中亦体验了“文化的砥砺与修炼”和“精神的洗礼与对应”。

与我2014年出版的《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评传》相比，我在这本传记中力求从更宏阔的时代背景、更独特的视角呈现、更细腻的历史考量来反映吴昌硕的人生经历、从艺方式以及当时艺术团体的经济构成、公共职能等，即从“何谓艺术大师”到“何谓艺界领袖”的人物造型与叙事本体。

多年来，我对吴昌硕的研究有了一些突破，从中发现了几个新现象。

吴昌硕

三个突破之一，是考证出吴昌硕于1912年定居上海。关于吴昌硕究竟是何年定居上海这个问题，以往大都认为是宣统三年（1911年）秋，主要依据是吴昌硕于1921年所撰的《白龙山人传》开头所言：“余于辛亥秋，橐笔至沪，书画交获——吴兴王君，名震。”但据我所查，吴昌硕的确在辛亥1911年秋从苏州来到上海，可问题的关键是，他究竟“橐笔至沪”还是“移家海上”？后查阅《吴昌硕尺牍集》，见到吴昌硕在1911年写给好友沈石友的一封信中，颇为详细地谈了他这个时段的经历：“弟于初七日为迈儿扯往吴淞住数日（内子赴安吉），风声叠叠，又同至沪上。”

这封信对吴昌硕1911年秋来上海的情况作了直接的文字见证。当时吴昌硕托友人为儿子吴东迈在上海吴淞货捐分局谋得一差事，吴昌硕是送儿子来上海工作的，数日后即返回苏州。而据1912年5月27日上海《时报》刊载“题襟馆书画金石会在张园助赈志”：“昨日星期天放晴，张园会场游人颇众，题襟馆所陈列名人书画如吴昌硕、何诗孙、倪墨耕、黄山寿、赵子云、沈墨仙诸君均聚精会神之作。”这是吴昌硕定居上海后最初的报道。笔者正是根据相关的史料查考及具体的文字佐证，可以认为吴昌硕是1912年5月定居上海的。

《苍松》 吴昌硕 1912年 28.1×31.6厘米 纸本水墨

突破之二，考证出吴昌硕曾在上海浦东当过小吏。以往在吴昌硕的上海叙事及从艺历程中，对于他为何写下了多首以浦东为题材的诗、为何于1887年初冬离开苏州举家迁到浦东等问题都没有清晰的回答。后来我查考到吴昌硕从1886年起曾任浦东牙厘局（税务）典吏，第二年任上海县丞（县令的听差）直至1893年调离，这段被埋没的史料将部分改写吴昌硕在上海的史实。吴昌硕在上海浦东“行吏”7年，这使他能深入社会底层，了解大众疾苦，以诗为民鼓与呼，这为他日后成为一位艺界领袖作了思想上的奠基和性格上的铸造。

突破之三，考证出吴昌硕曾在“五卅运动”中不仅慷慨捐画，而且写诗愤怒谴责殖民者的血腥暴行。这在以往所有的吴昌硕研究或传记中都是没有涉及的。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了。6月26日，上海美专学生会开设书画展览三日，发售编号书画券，对号取件，以捐资救济罢工工人。吴昌硕尽管年事甚高且在病中，依然慷慨捐画，并连夜写下长诗《五卅祭》：“烽火逼天天昏黑，天光斜射海苍赤。炮声一发弹雨激，饮弹之人涨阡陌。”

《临石鼓文四条屏》（局部）1890年 西泠印社藏

我继而发现并概括出属于吴昌硕，也属于那个时代的艺术现象。1912年，对于海派书画来讲，具有重要的编年史意义及流派史建构作用。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一批原清廷的高官大吏及硕学鸿儒先后来到上海，陈宝琛、陈三立、沈曾植、李瑞清、曾熙、康有为等在上海加盟了海派书画队伍，吴昌硕于此前定居上海。他以核心凝聚力、艺术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结社契盟、主导艺事、关注文苑，从一位艺术大师转身成为一代海派书画领袖，并把海派书画从高原推向了高峰——此乃1912年现象。

吴昌硕定居上海后，实现了“衰年变法”，以书画金石诗文全方位的突破创新而成为海派书画艺术的一面旗帜。他的书画篆刻中西兼融、豪放雄浑。他所高扬的金石精神不仅提升了艺术的思想认知性与社会的审美接受性，而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是一种文化的觉醒与社会的觉悟，具有强烈的国民情感振奋作用，由此演绎了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此乃金石精神现象。

吴昌硕入住吉庆里，这处居所沿用旧号称作“缶庐”，在此走出了“缶庐三杰”：陈师曾、潘天寿、沙孟海，以及一个书画大师团队：陈半丁、赵云壑、王个簃、钱瘦铁、诸乐三等，还有日本弟子、也属大师级的河井仙郎、长尾甲等。受其艺术影响与笔墨启迪的，还有王一亭、齐白石、刘海粟、朱复戡、高剑父、梅兰芳等。齐白石有诗为证：“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从而使吉庆里成为培养艺术大师团队的摇篮，支撑起了中国艺苑近现代百年的大师之门——此乃培育大师现象。

《冷趣图》1903年 108.5×32厘米 西泠印社藏

1912年吴昌硕定居上海后，作为主要推手使海派书画市场经济迅速构建，润格飙升，连鲁迅也感叹吴昌硕的“润格如是之贵”。这不仅使海派书画家的创作条件及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而且为一个城市整体的文化发展提供了经济推动力。吴昌硕在1914年有一本记载全年销售书画的账本《笔墨生涯》，为了解、研究海派书画家的经济形态和从艺生活，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城市经济样本和市场经销实录——此乃润格经济现象。

吴昌硕的晚年，充分发挥了可贵而自觉的公共精神，促进了城市的文明建构与文化建设。1915年，他创作了巨幅《芝仙祝寿图》，应邀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美国著名的大都会博物馆还收藏了吴昌硕的“与古为徒”石鼓文匾。他积极参加当时各种慈善赈灾活动，为抢救国宝汉三老石而到处奔走作画义卖，还支持刘海粟创办艺校、支持女子美术教育、支持创办浦东医院等，并主持了四次规模盛大的中日书画家交流展，充分践行了一位艺界领袖的责任与担当——此乃家国情怀现象。

这些，正是我们今天纪念吴昌硕的意义。

《湖州安吉县》清末民初 安吉吴昌硕纪念馆藏

原标题：《他在上海带出一个“书画大师”团队，连鲁迅也感叹他的润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