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立于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厅中央讲台,面向数百名国会议员发表施政演说。在谈及对华关系时,她措辞缓和地指出:“中国是日本不可或缺的近邻,双方应持续深化战略互惠合作。”语气平和,语调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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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溯至2025年11月同一座议事厅内,她曾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强调:若台湾地区发生重大事态,将可能触发日本法定的“存亡危机事态”。换言之,一旦大陆方面采取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日本自卫队或将依法介入。
一面在法律文书上白纸黑字确认台湾属于中国,一面又将台湾单列为可触发日本集体动武的“他国”,高市这番言行之间巨大的张力,究竟哪一端更接近其真实立场?1972年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她究竟是奉为圭臬,还是早已视若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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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厘清事实:10月5日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日系日本第222届临时国会开幕之日。依宪政惯例,首相须向国会提交施政方针,为未来政策走向定下基调。高市身着藏青色修身套装,站在众议院议场正中央讲台后方,全程宣读约40分钟的政策纲领文本。
其中涉华段落明显弱化了此前高频使用的对抗性表述。她未再援引“最大战略挑战”之类措辞,转而采用“重要邻国”这一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定位,承认两国虽面临多重现实分歧,但长期积累的合作基础依然牢固,日本愿就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灾害应对等全球性议题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对话。
若置于中日关系正常化初期语境中,此类表态并不新鲜。但由高市亲口说出,则格外耐人寻味。过去十四个月间,她在涉台议题上的发言日趋尖锐,已引发日本制造业巨头、出口导向型商社及在华日企代表接连致函内阁表达忧虑——经济界的压力,早已汇成一股不可忽视的现实力量。
2025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3221.8亿美元,中国稳居日本第三大贸易伙伴。从丰田、本田的整车出口,到索尼、松下的核心元器件销售,再到发那科、基恩士的工业自动化设备订单,中国市场支撑着日本高端制造半壁江山。当政治修辞不断升温,企业账本却持续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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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对她此次表态的第一判断,并非外交转向,而是经济逻辑开始反向塑造政治话语。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近期密集组织多批次高层代表团访华,返日后向内阁传递的核心信息高度一致:政治操弄必须刹车,经贸合作不能停摆。高市口中所谓“重要邻国”,更像是对国内工商界的一次郑重回应,而非对外政策的根本性回调。
倘若据此认定她已实质性软化立场,则未免过于乐观。就在同一篇演讲中,她话锋陡然转向安全领域,称日本周边安全态势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恶化,不确定性与风险指数同步攀升。
她明确承诺,将于2024年底前完成《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三大文件修订,系统性提升综合防卫能力。同时特别点出,在东海海域维权执法、南海航行自由等议题上,日本将坚定捍卫自身主张,并敦促中方展现应有的责任担当。
一手递出橄榄枝,一手紧握防务剑。这根橄榄枝喂给谁吃?这把利剑又指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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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并非首次将台湾问题置于日本安保框架核心
要真正理解高市的战略意图,必须回溯至2025年11月7日那个关键节点。当天,她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台海突发状况下的法律判定标准,其回应直截了当:“若出现针对台湾的武力攻击或海上封锁行为,日本政府将依据现行法律评估是否构成‘存亡危机事态’。”
这六个字看似中性,实则承载着颠覆性的法理重构。根据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第九条,该国仅保有“个别自卫权”,即仅当本国领土、领海、领空遭受直接武力攻击时方可行使武力反击权。
而2015年安倍内阁强行推动通过的新《和平安全法制》,人为创设了“存亡危机事态”这一全新概念:即便攻击未直接落在日本本土,只要与日本关系密切的第三方遭袭,且该事态足以危及日本国民生存与国家存续,即可启动集体自卫权。
此举实质上将传统“挨打才还手”的被动防御逻辑,升级为“邻居挨打我先出手”的主动干预逻辑。高市则进一步将台湾纳入该概念适用范围,其推理链条清晰可见:台海冲突将严重冲击日本海上生命线,进而动摇国家经济命脉与能源安全根基,故自卫队有权依法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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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既出,区域震动。中国外交部当日即召见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韩国外长紧急召见日方代表表达关切;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质疑其正当性;朝鲜外务省更直言此举“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就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仅作模糊表态,未予背书——彼时正值美日贸易谈判胶着期,美方对东京单方面扩大台海风险敞口深感不安。
更值得玩味的是日本国内舆论反应。《朝日新闻》次日头版刊发社论,警示该言论将日本拖入“不可控的连锁反应漩涡”;多位前外务省事务次官私下坦言,首相连“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一基本法理前提都拒绝承认,却大谈“存亡危机”,无异于押上整个国家前途进行豪赌。
但高市并未收敛。2026年2月,她在NHK一档直播节目中再度加码,宣称一旦台海局势升级,日美将协同开展公民撤离行动。表面看是人道主义安排,实则预留了军事介入的弹性空间——当日本舰艇驶入海峡中部执行“撤侨任务”,其性质究竟是民事救援,还是前沿部署?
从2021年首次抛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口号,到2025年将其正式嵌入国会答辩体系,再到2026年细化至联合撤侨的操作层面,高市在这条路径上已稳健推进五年,从未退让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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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她10月5日这场“温和演说”,是否意味着战略回调?
那份1972年的联合声明,她到底撕没撕?
解答这一疑问,必须重返历史原点。
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签署生效,标志两国邦交实现正常化。关于台湾问题,声明原文清晰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
该条款分量千钧。《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明确规定:日本主权范围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指定之附属岛屿,而台湾系依据《开罗宣言》应归还中国之领土。日本在联合声明中签字确认,即在国际法层面完成了对台湾归属中国的正式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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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缔结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更进一步强化约束力,第二条明示:“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的关系。缔约双方确认,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条约义务。
那么,高市当前做法是否构成条约撕毁?我的判断是:尚未迈过正式废止的红线,却正在系统性掏空其法理内核。
细察其言行,她从未公开否定“台湾属于中国”这一基本事实。她的策略在于构建双重叙事:口头层面维持“充分理解和尊重”的合规表述,实践层面则将台湾作为具备完全主权属性的政治实体予以对待。
所谓“存亡危机事态”的适用前提,正是将台湾界定为与日本存在特殊纽带的“他国”。可这一前提本身,便与她亲手签署的法律文件形成根本性抵触——台湾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这是1972年声明中白纸黑字写就的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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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嘴上认账、行动绕行”的操作,比公然毁约更具破坏性。前者尚有法理反制抓手,后者却在灰色地带悄然改写规则。今日鼓吹“联合撤侨”,明日纵容议员组团窜访,后日再将“台湾有事”写入新版《防卫白皮书》……每一步单独审视皆属边缘试探,叠加之后却构成对台海现状的渐进式重塑。
事实上,高市内心比任何人都清楚撕毁声明的代价。中日年贸易额超3200亿美元,丰田在华销量占其全球总量三分之一,信越化学、JSR等日企供应全球近七成半导体光刻胶。一旦条约崩塌,中方反制绝非仅限于外交抗议,日本实体经济恐将率先承受断链之痛。
故其真实盘算是:以强硬言论取悦国内民族主义势力与华盛顿战略圈,以务实对话安抚东京财界与产业界。左右逢源,两面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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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精巧算计存在致命缺陷。台海局势从来不是棋盘游戏,无法靠精密计算维持平衡。真到危机爆发时刻,“存亡危机事态”一句宣告,等于将自卫队推至战争最前沿。而美国是否愿意为日本单方面设定的红线,与中国展开一场全面战略对抗?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悬而未决。
当年安倍借美日同盟撑腰,最终也未能换来美方明确的安全保证。如今高市言辞比安倍更为激进,当兑现承诺的时刻真正来临,谁来为她兜底?
归根结底,1972年那份联合声明,日本尚未正式撕毁,亦无力承担撕毁后果。但高市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持续性操作,正一寸寸侵蚀两国关系最底层的信任基石。条约的签署往往耗时经年,而摧毁它,有时只需一次失当的国会答辩,或一段未经深思的电视访谈——而这句话一旦脱口而出,便再也无法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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