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们宁愿借债无效投资，也不愿意惠民生促消费

作者：赵建教授

近几年，中国经济界围绕债务、投资与消费的争论愈演愈烈。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场关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关乎亿万普通家庭福祉的深层辩论。之所以说是深层，是因为在这些争论背后，藏着的从来不只是技术分歧，而是价值观的分歧、利益角度的分歧。

三年前我发起了一场关于债务的大讨论，债务与投资是紧密相连的。现代经济固然离不开债务，但债务不是万能药，它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当我们对债务的迷恋超过了理性的边界，当借债不再服务于人的发展而是服务于数字的堆砌，债务就会从推动经济增长的燃料，变成吞噬经济活力的"鸦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举债投资太简单，而且利益链条长，短期政绩也快。消费则不然，要把钱分配到老百姓手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当下有些地方宁可继续大量举债进行低效甚至无效的投资，也不愿意把资源更多地投向民生、投向消费——因为前者是计划经济的惯性，后者需要地方考核机制的全面变革；前者带来短期可见的政绩，后者带来的是长期但难以量化的民心。

一、"债务鸦片论"：对"内债不是债"的当头棒喝

2023年，我发起了一场关于中国债务问题的公开辩论。当时有几个学者提出了几个在我看来堪称危险的观点：一是"内债不是债"，因为债务人和债权人都在国内，左手欠右手的钱，不必当真；二是政府债务可以豁免，尤其是通过货币化手段让债务"消失"；三是债务可以无限发行，只要国家信用还在，债发多少都不是问题。

这些观点听上去轻巧，实则漏洞百出。内债真的不是债吗？某种意义上，内债确实不像外债那样直接引发汇率危机和主权违约，但它同样有真实的约束机制。内债的本质，是今天的人向未来的人、是这一代的人向尚未出生的下一代人借资源。债务发行出去的那一刻，它就锁定了未来的税收、锁定了未来的财政支出方向。当债务堆积到一定程度，它消耗的就不只是账本上的数字，而是整个经济的活力：企业和居民预期未来税负加重、财政紧缩，就会减少投资和消费；金融资源被国债和地方债大量占用，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被抬高；更严重的是，债务驱动的发展模式会系统性地扭曲资源配置——钱流向最能讲故事、最容易上项目的地方，而不是最有效率的地方。

当债务超过一定程度，造成的后果远比账面上的数字严重。我在辩论中将其称之为巨大的"环境污染"。这里的污染是广义的、经济学的：一是产能过剩的污染，各地借债上马的项目大同小异，重复建设触目惊心，光伏、钢铁、水泥、园区、新城，到处都是"鬼城"和闲置的厂房；二是金融体系的污染，债务的滚雪球让银行体系积累了大量隐性不良，金融资源被锁定在僵尸项目和借新还旧的循环中，真正有活力的中小企业拿不到钱；三是代际公平的污染，今天的寅吃卯粮，就是明天的紧缩 austerity，是下一代人尚未工作就背负的沉重枷锁。

这就是"债务鸦片论"的核心逻辑。债务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天使，它动员储蓄、跨越时间的限制、提前实现基础设施建设；但当经济进入存量阶段、当债务的边际产出持续递减、当借来的钱不再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覆盖本息时，债务就变成了鸦片——短期带来虚幻的繁荣和快感，长期则是机体功能的系统性衰竭。问题是，吸食鸦片的人知道自己在吸食鸦片，而举债的人却可以假装自己在治病救人。

历史上，魏玛共和国、国民政府等的恶性通胀，今天南美等几个转型失败国家的恶性通胀，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现代宏观经济学从来不否认政府债务的合理性，凯恩斯主义本身就建立在大萧条时期政府应当逆周期举债的洞察之上。但任何严肃的经济学家都会告诉你，债务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债务的用途、债务的期限结构、债务对应的资产质量。借钱修一条真正有客流的高铁，和借钱建一座没有企业入驻的新城，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笔债务。把"内债不是债"当作麻醉剂，是对子孙后代极不负责的表现。

二、宏观与微观的迷思：合成佯谬不能成为无视个体的遮羞布

在关于债务和投资的辩护中，我们经常听到一个理论大帽子："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行为不一致"。意思是说，个体的理性加总起来可能是集体的非理性（合成佯谬），反过来，对个体看似不利的政策在宏观层面可能是有利的。比如"节俭的悖论"：每个人都节俭，经济就会衰退；只有大家都花钱，经济才能繁荣。于是有人推论：居民不愿意消费没关系，政府替你消费；居民不愿意投资没关系，政府替你投资。

这个逻辑链条的前半段是对的。宏观运行确实不同于微观行为，凯恩斯所说的节俭悖论、合成佯谬，都是真实存在的经济学原理。现代货币理论（MMT）的某些拥趸、某些主张无限举债的学者，正是拿着这块理论遮羞布，为自己的政策主张背书。

但是，这里有一个被他们刻意忽略或者根本不懂的常识：现代宏观经济学，也就是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去四十年最重要的学术努力，恰恰是在重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从卢卡斯批判到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整个学科的方向就是让宏观理论建立在微观个体的最优化行为之上，而不是停留在"总量管理"的粗糙框架里。一个严肃的宏观经济学家在谈论政策时，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这项政策如何改变千万个家庭和企业的预算约束、预期和选择？它让谁的福利增加了、让谁的福利减少了？

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运动，本质上是让宏观政策重新回到人。政策的目标函数不是GDP这个抽象的数字，而是组成这个经济的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效用——他们的收入、他们的就业、他们的安全感、他们的喜怒哀乐。GDP增长了，但增长的大部分变成了少数人的资本收益，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份额持续下降，这样的增长在福利经济学意义上是要打折扣的。投资拉动了GDP，但建起来的是空转的园区和闲置的高铁，GDP数字背后对应的不是居民真实效用的提升，这样的投资在宏观上也是低效率的。

很多打着"宏观与微观不一致"大旗的学者，实际上是在用宏大的加总叙事，遮蔽对个体悲喜感受的关注，遮蔽对经济发展根本目的的追问。经济发展到底为了什么？如果最终不是为了人的福祉——不是为了年轻人敢于结婚生子，不是为了老年人有尊严地养老，不是为了普通家庭敢于消费、敢于规划未来——那么GDP再高的增长又有什么意义？

这本质上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当有人说"不要计较短期个体的得失，要看宏观大局"，我们就要警惕：说这话的人，自己是不是恰好不在"被计较得失"的个体之列？牺牲别人的消费来成就自己的投资，用别人的紧缩来粉饰自己的政绩，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宏观经济学，这是利益的算计穿上了理论的外衣。

三、投资与消费之辩：一场被利益扭曲的再分配之争

明白了上述两点，我们再来看最近关于投资和消费的争论，就会清楚很多。这场争论表面上看是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技术之争——到底是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实际上核心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

先摆事实。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已经持续多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在55%上下徘徊，显著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约80%，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也在70%以上，即便和日本、韩国这种高储蓄东亚经济体相比也明显偏低；与此同时，投资率长期维持在40%以上的高位。这种"高投资、低消费"的格局，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追赶阶段有其历史合理性——你要修桥铺路建厂房，资本形成率自然要高。但当基础设施已经相对完备、房地产和制造业产能明显过剩的今天，继续用投资拉动增长，就等于往一个已经注满水的池子里继续灌水，边际收益急剧递减，浪费触目惊心。

那为什么还有人主张继续投、继续借呢？站在利益分配的角度看，答案并不复杂。

第一，投资是一场利益的盛宴，而消费是对既有利益的让渡。 一个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的投资项目，从立项、规划、审批到施工、采购、运营，每一个环节都附着着巨大的利益。地方政府获得GDP、税收和土地收入，城投平台获得融资和手续费，银行获得利息收入，承包商获得工程利润，为项目做咨询、做规划、做可研的学者和机构获得高额的服务费。这整条利益链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投资拉动"的受益者。而促进消费呢？消费的本质是一场再分配革命——把收入向居民部门、向私人部门倾斜。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意味着要动工资、动社保、动财政支出结构，意味着国有资本要向民生领域让渡更多利润，意味着政府的"可投资资源"要减少。这会触及谁的利益？恰恰是那些最热衷于主张投资的机构和人群的利益。

第二，投资出政绩，消费不出政绩。 对地方政府而言，一座大桥、一个园区、一条地铁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是可以写入工作总结、可以剪彩可以挂牌的东西。而把钱花在提高低保标准、给农民工子弟提供更好的教育、充实养老基金上，钱花出去了，却不留下任何可供展示的形象工程。在任期制和考核机制的约束下，理性的地方官员天然偏好投资而非民生。

第三，学者的立场也不是中立的。 这就说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问题。为大型投资项目做咨询、做规划，拿到的课题费、咨询费动辄数十万上百万；为新区建设做顶层设计，一个规划合同可能就是七位数。相比之下，研究如何提振消费、如何完善社会保障，一是很难申请到大额课题，二是无法形成可交付的"规划成果"——消费是规划不来的，它依赖于居民收入的提高、社会保障的完善、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而这些恰恰是慢功夫，是不产生任何中间商利润的慢功夫。所以你会看到，一部分学者不遗余力地论证投资的必要性、论证举债的正当性，他们的观点背后，站着真金白银的利益。他们不是不知道产能过剩，不是不知道重复建设，不是不知道无效投资的巨大代价，只是这些代价不由他们承担——产能过剩的成本由银行储户和债券投资者承担，重复建设的成本由纳税人承担，天量债务的成本由下一代人承担，而他们，早已在咨询费和课题费落袋为安之后，转身去论证下一个项目的必要性了。

这里必须把话说透：主张消费优先、主张投资于人，并不是反对一切投资，也不是否定中国在追赶阶段依靠投资实现的历史性成就。问题在于度，在于结构，在于钱到底花在了谁的身上。当资本的边际产出已经跌破资金成本，当大量的投资在创造负的经济增加值，继续用债务喂养投资机器，就不是在治病，而是在给利益链条输氧。

四、正本清源：举债可以，但要中央举债；投资可以，但要投资于人

当然，把问题说清楚，不等于问题的答案就自动浮现。实事求是地讲，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确实是需求不足——居民消费意愿低迷，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外需又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在需求不足、私人部门不敢花钱的情况下，政府加杠杆托底经济，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从来不反对在经济下行期由政府举债，反对的是举债的主体错了、方向错了、机制错了。

第一，债务要由中央负责发行。过去几年中国宏观杠杆率的上升，主要是地方政府、城投平台和居民部门在加杠杆。地方债尤其是城投债，是相对软约束的：举债的决策者在任期内享受融资和政绩的好处，还钱的责任却留给后任和上级，这种激励结构的错位是债务乱象的总根源。而中央国债是相对硬约束的：发行程序规范、信息披露透明、受到评级机构和国际投资者的持续审视，中央对每一分钱的用途都要向全国人大和公众交代。把债务集中到中央层面发行，一是规范，二是透明，三是中央还可以将国债货币化——在通胀可控的前提下，由央行在二级市场购买国债，实际上是让债务的成本由全社会通过温和的通胀共担，而不是由某个具体的地方、具体的银行、具体的储户爆雷承担。中国的中央财政杠杆率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最低水平，中央政府加杠杆的空间是充足的，关键是把地方那些不规范、不透明的隐性债务置换出来、显性化。

第二，投资的方向要彻底转变：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过去几十年的投资，投的是钢筋水泥、厂房设备、园区新城——投的是"物"。在追赶阶段这没有错，但今天的中国，最稀缺的不是基础设施，而是人：是年轻人不敢生、不敢结婚的低生育率困境，是教育内卷和家庭沉重的教育支出，是高校毕业生规模屡创新高但就业市场消化乏力的压力，是老龄化加速到来但养老、医疗资源捉襟见肘的隐忧。这些恰恰是政府投入最应该去的地方。

投资于人的回报率，账面上看不见，经济学的账却算得过来：提高生育补贴和托育服务，短期是支出，长期是在为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补充未来的劳动者和纳税人；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农村和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投入，是在提高未来二十年的人力资本，这是全要素生产率最可靠的来源；充实社会保障、降低预防性储蓄的必要性，居民才敢把口袋里的钱花出来——这正是提振消费最直接、最根本的机制。

而且，投资于民生还有一个投资物不具备的乘数效应：投给居民的钱，会以消费的形式直接、快速地转化为企业的营收和就业。底层和中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最高的，一块钱到了他们手里，很快就变成一碗面、一件衣服、一次补课、一次看病，钱在实体经济里转起来了，经济的循环就通了。相比之下，一块钱投给过剩产业的厂房，就变成了库存和应收账款；投给没有客流的基础设施，就变成了折旧和养护成本。钱花出去了，消费起不来，经济循环起不来，这就是无效投资与有效投资的分水岭。

结语：让经济发展回到它的根本目的

这场关于债务、投资与消费的大辩论，最终会沉淀为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深刻反思。债务鸦片论的提出，不是为了否定债务，而是为了划清债务的边界；对"宏观与微观不一致"论调的批评，不是为了否定宏观经济学，而是为了把宏观政策拉回微观基础、拉回具体的人；对投资优先论的质疑，不是为了否定投资，而是为了戳穿利益驱动下的路径依赖。

中国不缺产能，不缺钢筋水泥，缺的是普通人对未来的信心——敢于消费的信心，敢于生育的信心，敢于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信心。信心从何而来？不是来自又一座大桥的通车，而是来自孩子入学不再难，来自生病敢去医院，来自老了有所依靠，来自工资单上实实在在的增加。

把债务的闸门交给中央，把投资的方向转向人——唯有如此，花出的每一分钱才值得，消费才能真正起来，经济循环才能真正起来。这不需要多高深的经济学，这需要的，是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重新记起来：为了人，而不是为了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