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新格局中的欧美数字殖民主义与应对：霸权壁垒与主权护持

在国际贸易争端频发与全球数字化进程加速的双重背景下，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正深度重塑全球数字权力结构与治理格局，欧美数字殖民主义依托科技壁垒实现形态迭代，成为侵蚀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主权的重要隐性威胁。当前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受核心技术自主能力薄弱、数据治理体系不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多重因素制约，长期陷入技术依附与规则被动适配的结构性困境，极易被固化于全球数字价值链底端，面临数字主权流失与被迫纳入新型数字殖民秩序的双重风险。本文以全球贸易博弈格局与数字殖民主义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系统梳理欧美等北方发达国家数字殖民主义依托技术控制、规则输出、基建渗透三重路径实现对全球南方国家主权侵蚀的演化逻辑，厘清核心技术能力与数字主权建构的内在关联，为数缘政治视域下全球南方国家的制数权博弈提供理论阐释，亦为重构公平普惠的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

随着数字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科技革命深刻重塑国际权力格局，国家间贸易新格局的形态也从传统的关税对抗演变为科技霸权壁垒与数字治理权的博弈。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殖民主义作为一种超越技术范畴的新型殖民形式，正通过控制技术基础设施、规则制定、数据流和算法决策，将传统殖民主义的权力逻辑扩展至虚拟空间。当前，数字强国在国际贸易中日益强化科技霸权壁垒，其操作手法表现为“占领数字领土”“制定数字规则”“掠夺数据资源”“主导数字技术”“垄断数字市场”等。这种新型殖民主义以数据、算力、制度、算法和数字标准为工具，以贸易协定为载体，迫使全球南方国家让渡数字主权。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数字主权的丧失意味着在全球贸易竞争中沦为数字时代的依附者。鉴于此，深入剖析全球贸易新格局中数字殖民主义的演化趋向及其对国家数字主权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 全球贸易新格局背景下的欧美数字殖民主义及其表现

伴随全球数字化转型的纵深推进，各国数字技术实力的博弈日趋激烈，推动全球政治格局逐步摆脱传统地缘政治的桎梏，正式迈入北方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阵营数缘竞争新阶段。这场全方位的技术范式变革，深刻重塑了传统国际政治秩序的底层逻辑，促使全球权力博弈的核心场域，从实体地理空间加速向虚拟数字空间转移，博弈焦点亦从传统的物质资源掌控、地缘权益争夺，转向以数据、算法、算力、规则为核心的数字主权博弈与制数权竞争。数字地缘政治作为数字技术与国际关系深度耦合的产物，赋予了跨境数据流动、核心智能技术天然的战略资源属性，重塑了全球财富分配的底层规则。

在全球贸易竞争与数字博弈交织的背景下，掌握顶尖人工智能技术、坐拥海量算力资源的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构筑技术垄断体系、主导全球数字规则制定、掌控核心技术专利体系等方式，大肆谋求数字空间的绝对主导权，并以此反向干预现实世界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致使大国制数权博弈、核心技术霸权垄断成为数字时代全球治理的常态化特征。

如图1所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联合出口管制体系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主导，欧盟通过《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EU DualUse Regulation (EU) 2021/821)协同美国，荷兰阿斯麦控股公司（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Lithography Holding N.V.）等欧盟企业参与出口设备禁运，英国、日本、韩国等同步跟进对华芯片管制。当前全球数字治理格局的两极分化特征愈发凸显，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持续拉大。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受限于落后的网络基础设施、偏低的数字技术渗透率、本土创新生态脆弱以及高端技术人才储备不足，数字化转型进程举步维艰。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专利封锁、芯片控制、算法垄断、规则限定、技术限流、标准壁垒等多重手段搭建起坚固的“护城河”，严重阻碍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技术突破路径。最终，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只能被迫依赖外部技术引进与数字服务输入，形成高度固化的技术与规则依附发展模式。这种不均衡的数字发展格局，不仅巩固了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数字霸权体系，更催生了数字殖民主义的新型演化形态，让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深陷数字发展困境。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迭代与全球推广，使其已然成为重塑国际贸易格局的核心力量。从行业属性与全球贸易的维度来看，人工智能产业具备天然的全球性特征，网络算力、数据资源、规则设置、技术节点遍布全球各国，跨国技术协作本是推动产业良性发展的核心前提。伴随智能化转型的全面推进，世界各国卷入人工智能全球经济体系，数字技术的跨国流动打破了传统全球治理的地域边界。值得警惕的是：在欧美数字强国依托技术先发优势，持续推动全球数字化、智能化普及的过程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核心数字技术逐渐异化为其实施新型数字殖民、掌控全球数字政治、经济格局的核心工具。

相较于传统殖民模式，新时代数字殖民体系呈现出全新的演化特征。数字霸权国家，例如欧美等发达国家依托核心技术垄断地位与先发制度优势，利用跨国数字垄断寡头为载体，构建起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殖民操控模式：一方面打造类封建化的数字生产与利益分配模式，把控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产业链的上下游核心环节；另一方面垄断全球前沿数字技术研发、知识成果、行业标准的国际核心话语权，以此搭建起适配数字时代的新型殖民统治体系。数字殖民主义的底层逻辑并非全新的治理霸权形态，而是近代传统殖民主义在数字时代的延伸与蜕变。传统欧美殖民主义依靠军事、地缘、资本手段实现领土与资源的掠夺控制，而数字殖民主义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数字技术为载体，依托技术壁垒、算力霸权与规则优势实现对全球南方国家的隐性管控与资源掠夺，二者的核心内核高度一致，均是强国对弱国的霸权垄断与主权桎梏。

上述不平等的数字治理格局，直接造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失衡，持续拉大全球贸易鸿沟，造成国家间权益分配不公等系列危机，助推全球技术贸易壁垒高筑、经贸分歧持续激化。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这套成熟的数字殖民体系，追求数字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与霸权统治，谋求建构起专属的数字霸权秩序。数字殖民主义落地实践、持续演化的具象体现，精准印证了恩格斯关于历史霸权形式的经典论断：同一霸权逻辑，在不同时代能够依托不同载体并呈现出差异化的外在形态。

图1 欧美等发达国家联合出口管制体系：对华技术管制协同程度（1-10等级）

本图由笔者自制，数据来源：《联邦公报》第89卷246期、美国BIS新规、欧盟出口管制年度报告。

二 欧美数字殖民主义对全球贸易新格局的影响机理

在全球贸易新格局背景下，数缘政治成为大国博弈新常态，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在算力自主、规则设置、数据治理与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领域普遍处于边缘地位，正面临制数权流失、技术与规则依附交织的双重困境。国家间围绕算力、数据与标准展开的制数权控制，是如何演变为全球南方国家的依附压力？

在全球贸易博弈格局持续升级的形势下，欧美数字殖民主义摆脱了传统殖民显性掠夺的模式，依托数字技术优势与规则霸权形成全新的隐性扩张态势，对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主权展开深层次的侵蚀，通过技术、规则、基建三重路径协同发力、层层嵌套实现体系化渗透，具体可分为技术渗透与霸权控制、规则垄断与标准输出、基础设施布局掌控三大核心机制。

技术渗透与霸权控制是欧美实施数字殖民主义的表层路径，固化了全球贸易博弈的不平等格局。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产业基础薄弱，自主数字创新能力不足，且数字治理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为适配全球数字化发展趋势、补齐自身数字发展短板，不得不深度依附欧美数字强国及头部跨国数字寡头的技术、规则、产品与服务。这种被迫形成的技术与规则依赖，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构筑科技霸权壁垒、实施数字技术管控的重要突破口，最终造成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主权的渐进式流失。

欧美跨国科技企业在全球南方国家形成市场垄断格局，借助独家运营的数字平台与各类线上服务，实现对区域用户数据的规模化、常态化攫取。数字平台、社交媒介、搜索引擎及移动端应用的使用场景中，用户个人信息、行为偏好、活动轨迹等核心数据均被系统性提取、归集与储存，成为数字霸权主体掌控区域数字生态、攫取数字红利的核心资源。以Meta旗下Facebook推出的“Free Basics”项目为例，该项目以免费上网、流量补贴等普惠性举措切入全球南方国家市场，在降低当地用户触网门槛、快速抢占下沉市场的同时，大规模抓取用户元数据与全网行为数据。更关键的是，该项目依托技术与平台优势，将西方价值理念、内容生态与消费范式深度植入当地数字场景，在数据掠夺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对全球南方国家数字认知、消费习惯乃至舆论生态的隐性塑造，凸显了新时代数字殖民主义隐蔽化、技术化的演化特征，也为后续规则话语权对全球南方国家的输出与渗透奠定了现实基础。

规则主导与标准输出是数字殖民主义深化扩张的中层路径，加剧全球贸易的竞争压力与国际关系失衡。欧美等发达国家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制度霸权、固化数字不平等格局，以此垄断全球数字规则制定权、输出西式数字治理体系与渗透意识形态。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建设中，欧美数字强国凭借先发技术优势与制度优势，牢牢掌握人工智能、跨境数据流动、数字市场监管等核心领域的规则话语权，不断主导全球数字治理标准的塑造与推广。2024年，欧洲议会以 523票赞成、46票反对、49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正式通过《人工智能法案》（AI Act），构建起一套针对高风险人工智能应用的精细化监管框架，明确人工智能发展的权利保护、风险管控与环境规制标准，大部分条款于 2026年8月2日全面适用。该法案的制定不仅规范了欧盟内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秩序，更使欧盟抢占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规则制高点，成为欧盟主导国际数字市场并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标准输出的典型范本。

如图2所示，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算力、算法的控制权，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充当廉价的数据标注劳动力；发达国家企业控制全球高端芯片的90%，全球南方国家仅能获取高端芯片的10%。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数字治理体系建设滞后，缺乏成熟的数字立法实践与制度探索环境，难以独立构建适配本国发展需求的数字监管规则与行业标准。在数字化经济转型的刚需驱动下，这类国家只能被动参照欧美成熟数字治理体系，通过引进欧美数字技术、适配西方行业标准的方式补齐自身数字发展短板。这种被动适配的发展模式，使其彻底丧失数字法规与行业标准的自主建构能力，长期受制于欧美主导的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形成规则层面的主权依附。

与此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依托垄断性数字平台、社交媒体、网络传播渠道，持续向全球南方国家输出西方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开展隐性文化渗透。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为融入全球数字价值链、对接头部数字企业的合作体系，主动对接欧美等西方数字巨头的运营规则与发展模式，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跨国合作，却逐步压缩了本国数字治理的自主探索空间，弱化了本国数字政策的独立研判与顶层设计能力，最终在规则、标准与意识形态层面形成全方位的主权被侵蚀，进一步巩固了技术与制度双重依附下形成的不平等数字格局。

长期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基础设施布局掌控是通过数字殖民主义渠道实现深度主权侵蚀的底层路径，不断固化不平等的全球贸易格局，加剧全球经济发展失衡。随着世界数字产业格局的逐步失衡，数字技术发展滞后的广大南方国家，普遍存在核心数字基建短板突出、自主算力体系缺失的发展困境，不得不高度依附数字强国搭建的云端算力平台、网络运维体系与核心技术设施，由此形成不可逆的数字基建依附关系。欧美数字强国凭借长期积累的核心技术专利、知识产权壁垒与底层技术架构优势，持续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基建领域开展垄断式渗透与排他性布局。

总体而言，在国际经贸体系对抗态势持续升温的背景下，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技术控制、规则垄断、基建渗透三大路径相互嵌套、层层赋能，从技术、制度、基础设施全方位侵蚀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主权，加速推动全球贸易格局的数字殖民主义体系化演进。这种依托硬件、软件的复合控制体系，直接剥夺了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数字技术自主迭代与创新研发的空间，使其数字产业发展、数据运算存储、数字服务运维完全受制于外部技术与规则制定主体，彻底丧失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在全球贸易博弈的加持下，欧美等发达国家凭借全球领先的数字经济生产体系、完备的核心数字基础设施与海量技术知识产权，依托世贸组织框架下偏向西方主导的贸易规则体系，制度化掌控全球数字经济的运行逻辑与发展规则，从而持续构筑隐形科技霸权壁垒。

图2 全球 AI 产业链中的南北权力结构失衡

本图由笔者自制，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三 欧美数字殖民主义对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主权的逐级蚕食

在全球数字产业格局分化、大国数字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各国数字发展基础与自主创新能力呈现显著层级差异，由此形成不同类型的数字主权态。依据技术自主程度、规则制定权限、数据治理能力与外部依附水平的差异，可将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主权划分为四个由高至低的层级：完全自主数字权、合作型数字主权、依附型数字主权与数字殖民地形态。如图3所示，不同主权层级对应差异化的抗数字殖民能力，也构成了全球贸易争端背景下数字殖民主义分层渗透、梯度侵蚀弱势国家主权的现实基础。

第一层级为完全自主数字主权，代表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当前数字主权建设的最高水平，体现为国家在核心数字技术、数据治理体系、行业规则标准层面实现全方位自主可控，在全球南方国家中，仅中国具备该综合实力。具备完全数字自主权的国家可立足本国发展需求独立搭建数字治理框架，通过顶层立法完善数字安全与主权保障体系，掌握网络空间对内治理、对外博弈的核心主动权。例如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从法律层面确立网络空间主权原则，统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与社会数字化有序发展。

第二层级为合作型数字主权，属于有限自主的主权形态，核心特征是国家在保留核心数字主权的前提下，通过多边合作、技术共建与规则协同弥补自身发展短板，区别于被动的主权让渡。部分具备初步数字产业基础的东盟国家、印度、南非、埃及、伊朗、尼日利亚采用这一发展模式，依托跨国数字市场合作积累技术经验、完善自身数字市场治理体系，提升数字实力。例如欧盟对东盟实施的“网络安全意识和知识系统性高层应用”项目是此类模式的典型代表，该项目结合东盟国家数字治理需求制定网络安全解决方案，表面是通过伙伴式合作模式搭建区域间数字安全协作体系，实质是欧盟及成员国为强化域外数字影响力，持续夯实海外数字出口能力的战略布局。

第三层级为依附型数字主权，是大部分中亚、拉美、北非国家的主流数字主权形态，整体呈现“基础自主、核心依附”的特征。此类国家在核心技术研发、高端设备制造领域存在明显短板。为推进本国数字化转型、补齐产业发展短板，这类国家被迫引入外部先进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在核心数字领域形成刚性技术依附，被动让渡部分数字治理权限。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技术落地应用的底层载体，网络传输、数据存储、运维服务等硬件体系直接决定一国数字产业的发展上限。在全球贸易竞争中，掌握核心数字基建与技术资源的西方强国，往往将数字基础设施这一国际公共产品工具化、私有化，依托技术掌控构建非对称竞争优势与隐性科技壁垒，制约弱势国家数字产业自主发展，这亦为数字殖民主义实现软性、间接主权侵蚀的重要路径。

第四层级为数字殖民地形态，是数字主权流失最彻底、数字殖民危害最严峻的形态。处于该层级的国家完全丧失数字发展自主权，既无本土核心技术研发体系，也无独立可控的数字基础设施，国内数字市场与数字生态完全被西方数字强国、跨国数字寡头全面垄断。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海地等加勒比国家是该形态的典型代表，由于本土数字产业基础近乎空白，其数字化建设完全依赖外部技术、设备与服务输入。本国关键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运维、数据管控、规则解释等核心权限，均由外部数字主体掌控。这种全方位的外部介入，彻底剥夺了东道国的数字主权，形成数字时代无硝烟的殖民控制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核心数字技术储备能力是决定一国数字主权层级、左右数字殖民结局的关键变量。当前全球高端数字技术市场呈现寡头垄断的极端格局，前沿技术、核心算力与优质科创资源高度集中于头部科技企业。这类主体凭借技术积累、资本优势与人才壁垒持续巩固市场垄断地位，通过研发前沿项目、吸纳全球高端人才、并购优质初创企业等方式不断抬高全球数字产业准入门槛。相较于全球头部科技企业，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的科技供应商仅能满足本土基础数字化需求，高端技术与核心服务仍高度依赖国际巨头。

全球贸易地缘竞争日趋白热化的现实背景下，技术自主短板与治理监管缺位，是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陷入数字殖民困境的双重核心诱因。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受技术基础、产业体系与资金条件限制，难以独立开展核心数字技术研发，为适配全球数字化发展浪潮、补齐发展短板，只能被动引进外部数字技术、资源、规则以完成数字化普及。然而，全球南方国家过度依赖外部技术供给与规则模仿，形成不可逆的技术与制度的双重依附，逐步丧失数字发展自主权与数字治理主导权，最终沦为西方数字强国与寡头企业的“数字殖民地”，彻底背离技术赋能主权、数字化助力国家发展的核心初衷。

与此同时，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制度监管体系的不完善进一步加剧了主权侵蚀风险，对人工智能、数字平台等技术的引进与应用缺乏规范化约束，政府监管机制缺位、市场主体法治意识薄弱，即便部分国家搭建了数据保护立法框架，也难以有效约束跨国科技巨头的逐利性行为。当技术垄断、数据窃取的违法收益远高于违规成本时，大型科技企业的数字殖民行为便会持续泛滥，而传统的处罚、罚款与制裁手段存在天然局限性，无法从根源上遏制其霸权扩张，这也印证了跨国数字寡头是当代数字殖民主义落地实施的关键载体。

全球经贸竞争不断加剧的环境下，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核心数字技术，直接决定一国数字产业的创新能力与发展规模，深刻影响其数字主权的建构质量。国家核心技术自主化水平愈高，其数字主权抵御外部数字殖民冲击的能力愈强，二者呈现显著相关。在全球贸易新格局深度演化的背景下，各国核心技术的代际差距持续放大全球数字治理的结构性失衡，推动数字殖民主义向分层化、精准化、制度化的新形态演化。作为数字时代国家主权的重要新兴分支，数字主权的博弈维度已从抽象的战略宣示落地为具象化的治理实践，集中体现为五大核心维度：一是对算力体系、网络底座等底层硬件设施的掌控能力；二是对数据这一核心战略资源的流动、使用与分配的主导权；三是对本土网络生态的治理、规范与管控权限；四是政府依托制度体系抵御外部数字霸权侵蚀的防御能力；五是核心数字技术的研发、迭代与自主应用能力。这五大实践维度相互联动、互为支撑，共同构成全球南方国家提升数字产业韧性、参与数字博弈、对抗数字殖民主义的核心抓手。

图 3 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主权层级

本图由笔者绘制

四 国际贸易竞争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应对数字殖民主义的路径选择

当前数字殖民主义的隐性侵蚀愈演愈烈，核心体现为欧美数字强国凭借技术与制度先发优势，对弱势国家开展全方位、无孔不入的技术渗透与生态掌控。一国数字主权的建构质量与本土科技赋能水平呈显著正相关，技术自主是破解数字殖民困境、消解科技霸权壁垒的核心内核。对于数字发展水平滞后的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推进数字治理政策改革、深耕本土数字技术研发、强化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是摆脱欧美数字强国与跨国寡头技术垄断、规避“数字殖民地”困境的核心路径。数字技术的创新迭代是赋能数字主权建设的关键，唯有依托本土自主研发体系、实现核心技术自立自强，才能彻底阻断外部势力的技术渗透与主权侵蚀，从根本上对冲数字殖民主义的负面影响。自主数字技术的落地应用，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夯实数字化发展根基、培育健康数字经济体系、提升自身数缘政治话语权的现实路径。

国际贸易博弈日趋激化之际，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想要突破数字殖民主义的发展桎梏、抵御科技霸权壁垒带来的主权蚕食，必须坚持技术自主与制度设置的双向发力。一方面，持续加大人工智能等核心数字技术的研发投入与创新激励，通过政策扶持搭建良好的科创发展生态，完善本土数字产业布局，逐步实现核心数字技术自主可控，最终打破外部技术垄断与生态桎梏；另一方面，健全数字技术应用、数据安全、平台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对跨国数字企业的常态化监管与刚性约束，补齐制度防卫短板。唯有通过自主技术创新赋能数字主权建设，依托完善的治理体系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才能帮助弱势国家彻底摆脱数字依附困境，实现数字主权的独立、完整与安全，在全球数字博弈格局中掌握发展主动权。

如图4所示，根据世界银行与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的数据统计，全球南方国家总数为134个，其中，未参与全球AI治理体系的国家为100个，占比74.63%，已参与至少一项全球AI治理体系的国家为34个，占比25.37%。在全球数字化深度扩展的当下，数字技术迭代、数字产业升级与数字主权建构巩固形成相互赋能、协同共进的内生闭环，是全球南方国家突破科技霸权壁垒、抵御数字殖民蚕食的根本动力。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体系能够持续反哺数字主权建设，成熟的技术产能可推动数字产业规模化、体系化发展，逐步摆脱对外技术依赖。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区块链、高端芯片等前沿核心技术，是构筑独立数字发展体系、夯实数字主权根基的关键支撑。适配数字时代发展需求，包括统一规范的数字行业标准、全覆盖高速网络、迭代升级的安全云服务体系等应与之同步、并行推进，能为技术研发、产业落地提供坚实的支撑与制度保障，持续完善数字产业底层架构，从根源上强化国家数字主权的自主可控能力。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南南合作，对元数据、主数据等核心基础数据进行集成管理、关联匹配与系统分析，可有效打破各领域数据孤岛，构建完整、联动的数据治理链条。这一治理模式不仅能精准研判数字治理痛点、溯源风险隐患、挖掘治理规律，提升国家数字化治理精细化水平，更能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数字主权的常态化维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全球贸易摩擦持续升级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与数字产业的自主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数字治理、争夺数字规则话语权的核心底气，更是新时代国家安全与国家主权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当前国家战略博弈的主战场逐步向数字领域转移，各国围绕数字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核心技术主导权、数字主权维护、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个人隐私保护等关键领域展开激烈角逐。一国数字技术与数字产业的发展能级，直接决定其在全球数字格局中的地位与博弈主动权。唯有实现核心数字技术自主并且构建数字产业体系，才能积累本土化数字治理经验、设置自主可控的数字规制体系，进而深度参与甚至引领全球数字规则的修订与完善，打破欧美长期主导的技术垄断与规则霸权，从根源上抵御数字殖民主义的主权侵蚀，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新秩序。

综上所述，纵观全球贸易争端与数字殖民主义的深度互动逻辑，科技霸权壁垒的肆意构筑、数字主权的持续侵蚀，本质上是欧美等数字强国依托技术垄断、规则霸权与基建掌控，在全球数字价值链与贸易格局中构建的不平等治理秩序，也是新时代数字殖民主义迭代演化的核心特征。在全球贸易博弈常态化、数字殖民隐蔽化的时代背景下，唯有通过自主创新与南南数字合作的双向发力，才能有效制衡西方大国数字强权的无序扩张，最终突破数字殖民主义的禁锢，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包容普惠、自主可控的全球数字贸易新秩序与数字治理新体系，这亦为笔者探究全球贸易新格局中数字殖民主义新演化及应对路径的核心价值与时代要义。

图 4 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 AI 治理体系中的参与程度

本图由笔者绘制，数据来源：世界银行、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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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丨环球财经

作者丨柳思思、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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