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8年夏，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谈话时，话题忽然转到了粟裕身上。毛泽东没有先问战事，也没有谈职务安排，只问了一句：“你认为粟裕这个人的品性怎么样？”
肖劲光沉吟片刻，回答说，粟裕对党忠诚，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同志。毛泽东听后表示认可。这段谈话之所以值得注意，不在于一句评价本身，而在于当时粟裕正处在军内批评的风口。
事情发生在1958年5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会议原定规模并不大，议程也有限，后来却持续了五十多天，参加者扩大到数千人。粟裕由此成为会议批评的重点对象，许多问题被集中摆到桌面上讨论。
当时，粟裕担任总参谋长。批评意见主要围绕军队工作中的组织纪律、请示报告以及权限边界展开。会议上有人认为，他在研究沿海作战问题时，曾组织有关将领讨论并布置任务，程序上不够严密；有人还提出，他向苏联方面索取军事资料，以及志愿军撤回国内的安排，也存在越过程序的问题。
这些指责有的涉及具体工作，有的则上升到了思想作风。原本是对工作方法的讨论，逐渐出现了“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等严重说法。不得不说，会议后期的批评，已经超出了单纯检讨军事事务的范围，开始触及对一个高级将领政治品格的判断。
粟裕并非没有缺点。他性格沉默，习惯用战场结果和数字说话，不善于在复杂场合反复解释自己。军队高级机关讲究层层请示、步步衔接，一个指挥员即使出发点是为了提高效率，也可能因程序问题引起误解。
但工作方式上的强硬，不能轻易等同于政治上的不忠。叶剑英在会议上谈到粟裕时，承认他有骄傲的一面，却明确表示，粟裕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不能怀疑。这样的评价，实际上把“性格缺点”和“政治立场”分开了。
陈毅也在会议上批评过粟裕，但熟悉当时情况的人能够听出，他的发言并非一味追打，其中包含替粟裕解释的意思。贺龙、罗荣桓没有作长篇发言，却没有附和那些过重的指责。王必成等人替粟裕说话时，几位老将的态度也相当明确。
毛泽东没有在会议一开始就公开替粟裕辩护，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党内会议需要把问题摊开，需要让不同意见充分表达，最高领导人若过早定调，反而可能使讨论失去真实内容。毛泽东选择在关键处了解情况，再作判断。
于是，才有了他向肖劲光询问粟裕品性的那一幕。肖劲光长期在军队工作，既了解粟裕的军事才能，也知道他的为人。对于这样的问题，他没有讲空泛的套话，而是把评价落在“忠诚”和“可信任”上，这正是毛泽东最关心的核心。
毛泽东对粟裕的认识，并非始于解放战争。1929年，粟裕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时，曾负责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任务。那时的粟裕还不是后来统率大军的名将，话不多，职务也不高，却做事谨慎，执行任务十分可靠。
真正让粟裕声名大振的，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一系列作战。1945年天目山作战取得胜利后，粟裕的指挥才干受到中共中央重视。到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苏中作战，还是华东战场的连续作战，他都表现出善于集中优势兵力、捕捉战机的特点。
淮海战役发起前，粟裕曾从华东战场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先在徐州方向寻歼敌军的设想。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反复研究后，决定逐步扩大作战规模。战役胜利并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但粟裕在战役构想、兵力运用和前线指挥方面的作用，确实十分突出。
1955年授衔时，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关于他是否曾被考虑授予元帅军衔，历史上有不同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在军队中的地位和贡献，已经得到中央充分肯定。军衔并不能简单衡量一名将领的全部功绩。
1958年会议之后，粟裕的军队领导岗位受到影响，逐渐离开一线指挥工作。这对一位长期在战场上形成鲜明指挥风格的将领来说，无疑是重大变化。不过，职务调整并不等于历史评价被彻底否定。此后在国防建设、军事战略等问题上，毛泽东仍会听取粟裕的意见。
肖劲光的那句评价，恰好说明了一个道理：将领可以有性格上的棱角，工作中也可能出现程序失误，但判断一名干部，不能只看一时一事，更不能把军事意见分歧直接推导成政治问题。对粟裕的信任，正是建立在长期革命经历和战场实践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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