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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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相关性肝病（ALD）的发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长期饮酒造成的肝脏损伤，往往随着年龄增长而累积，并牵一发而动全身，联动肠道屏障、微生态及全身代谢系统。
然而，在实验室里，绝大多数ALD研究仍依赖于年轻动物模型。这带来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现实问题：当机体步入中年，代谢、免疫及组织修复能力发生重构后，那些在年轻模型中表现优异的干预手段，在复杂的“中年态”下，还能奏效吗？
近日，南方科技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吕宇轩/朱健康联合团队在npj Aging发表研究。团队并未局限于传统的肝功能指标（如ALT、AST），而是通过多组学手段，系统对比了两种天然“保肝明星”——二氢杨梅素（DHM）与水飞蓟宾（Silybin），在中年酒精性肝损伤中的差异化适应模式。
研究人员首先通过分析全球疾病负担（GBD）与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NHANES）数据发现，酒精相关肝硬化的负担主要集中在成年中后期，且男性群体受影响更显著。在50岁及以上人群中，饮酒与肝脏硬度之间的关联，往往会被多种代谢危险因素进一步放大。
基于此，研究团队摒弃了传统的年轻小鼠模型，创新性地选用11–12月龄的中年雄性小鼠构建慢性酒精损伤模型，从而在更贴近真实临床背景的生理状态下，寻找精准的干预逻辑。
实验显示，两种成分均能改善酒精诱导的肝脂质沉积与转氨酶升高。但在多组学分析的“显微镜”下，差异显露无遗。
水飞蓟宾具有更稳健的“护肝”表现，在降低肝脏甘油三酯及脂质沉积方面，水飞蓟宾表现得更为一致；DHM则表现出差异化的“代谢重塑”，虽然DHM在部分传统指标上改善相对温和，但其分子层面的响应却极为独特。
进一步的转录组与代谢组分析显示，DHM主要关联氧化磷酸化、能量代谢适应及外源物处理，血清代谢特征集中在细胞色素P450与谷胱甘肽网络；水飞蓟宾则更多关联蛋白折叠、内质网应激及未折叠蛋白反应（UPR），同时在炎症脂质代谢（如花生四烯酸通路）方面表现突出。
这种差异贯穿了整个“肠–肝轴”。空肠转录组分析显示，DHM更倾向于调控细胞周期、DNA复制及肠上皮更新程序，水飞蓟宾则更多参与解毒与免疫调节过程。
二者对肠道菌群的影响更加耐人寻味。
以DHM为例，其对Akkermansia、Faecalibaculum等菌属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宿主状态依赖性”。同一菌属在健康与酒精压力背景下，其演变趋势甚至可能完全相反。这提示我们，肠道微生态的响应，本质上是宿主年龄、疾病状态与原始菌群背景共同塑造的结果。
该研究指出，对天然产物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抗氧化、抗炎、保肝”这些宽泛标签上。在年龄相关的慢性病研究中，我们或许需要跳出“谁更有效”的单一逻辑，转而思考：针对特定的年龄、代谢状态及微生态背景，哪一种干预路径才是最精准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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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Lei, J., Zeng, X., Liang, L. et al. Distinct gut–liver adaptations to dihydromyricetin and Silybin in middle-aged mice with alcohol-associated liver injury. npj Aging (2026). https://doi.org/10.1038/s41514-026-0052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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