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洪武年间，南京宫城内，明太祖朱元璋正在复核死刑名册，忽然在一名囚犯的姓名旁停下了笔。这个人叫范文从，苏州人，官职不高，却因触犯皇帝旨意被判处死刑。按当时规矩，只要朱元璋在名字上勾决，范文从便很难活着走出宫门。
朱元璋没有立刻落笔，而是让人把范文从带来。史料记载中，他见到这名御史后，先问了一句：“你是苏州范家的人吗？”
范文从回答：“范文正公，是臣的先祖。”
朱元璋听完，神情发生了变化。他又问：“你是范仲淹的后人？”
得到肯定答复后，朱元璋命人取来绢帛，亲笔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并对范文从说，念在范仲淹的名望，免去他的死罪，另许其后人免死五次。
这件事见于清代赵吉士的笔记《寄园寄所寄》，并非《明史》等正史中的明确记载。因此，故事的细节不能当作确凿史实。不过，它之所以流传甚广，倒不是因为一场简单的赦免，而是因为其中牵出了朱元璋对范仲淹的特殊敬意。
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做过和尚，也当过流民。后来从群雄混战中夺取天下，他对“布衣得国”格外看重。刘邦是他反复称道的人物，范仲淹则代表了另一种理想：出身并不显赫，却能凭学问、操守和政绩立身于朝堂。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朱文翰，他一度改名朱说。朱文翰虽家境清寒，却重视教育，使这个孩子获得了读书机会。范仲淹后来在醴泉寺苦读，生活十分简朴，所谓“划粥断齑”，讲的正是这一段经历。
考中进士后，他恢复范姓，却没有忘记朱家的养育之恩。后来置办田产、修整祭田，照料朱氏亲族，这些细节在宋代士大夫故事中流传很久。朱元璋看重的，或许正是范仲淹身上那种“改姓而不忘本，得志而不弃亲”的品格。
更重要的是，范仲淹并非只会谈文章。他任地方官时兴修水利，救济灾民；在朝廷任职时敢于进言，庆历新政虽未能持久，却留下了“先忧后乐”的政治形象。对一个极重视秩序、又常常担心臣下离心的皇帝而言，这样的人物很容易被视为士大夫的典范。
朱元璋登基后，曾给开国功臣颁发丹书铁券。铁券上写有功勋、官职以及皇帝承诺的恩典，原本是君臣之间的一种制度化保证。可是，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之后，朝廷对功臣集团的疑惧越来越深；蓝玉案发生于洪武二十六年，牵连范围更大。许多功臣最终失去性命，铁券也没有成为绝对可靠的护身符。
这正说明，朱元璋的赏罚有一条十分鲜明的底线：功劳可以封赏，权力却不能失去控制。至于言官，只要没有结党谋反，偶尔的直言往往仍可能留下转圜余地。范文从若确有其人，且案件只是因忤旨而起，那么朱元璋临时改变判决，并非完全无法理解。
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后人并不只有范文从。明末清初的范文程，同样自称范仲淹后裔，却选择投奔后金，后来成为清初重要文臣。他与范文从并非同一支，但两人的人生道路形成强烈对照：一个因先祖的名望获得宽宥，一个凭才干参与新政权的建立。
所以，这则故事真正耐人寻味之处，不在“免死五次”是否完全可信，而在朱元璋面对一个名字时，突然想起了一个被他视为道德标尺的人。刑名案卷本来只有罪名、籍贯和姓名，范仲淹三个字，却让一纸死刑文书出现了意外的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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