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3年春天，山西大同和阳门广场，数千名市民聚在一起，为即将调任太原的市长耿彦波送行。有人举着照片，有人拉起横幅，还有人跪在地上挽留。这样的场面，在地方官员离任时并不常见，也让“耿市长”这个称呼，带上了特殊分量。
那时的大同，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道路拓宽了，古城轮廓逐渐清晰，昔日灰暗的街区有了新的公共空间。可这些变化背后，并不是一纸规划那么简单，而是拆迁、安置、资金、工程质量等一连串难题。
耿彦波1958年11月出生于山西和顺县农民家庭。1976年参加工作后，他长期在基层和地方部门任职。1983年，他考入山西大学干修班中文系。那段求学经历，对他后来重视城市文脉、坚持从史料和建筑细节入手，显然产生了影响。
1995年，耿彦波担任灵石县县长时，面对财政并不宽裕的现实，决定修缮王家大院。这个决定当时争议很大，有人认为投入过重，也有人觉得古建筑难以转化为发展动力。
他没有停在争论里，而是把王家大院当成一项长期工程。为了推广这一文化资源，他外出时常带着自己整理的相关资料，逢人便讲建筑格局、家族历史和保护价值。1996年，太原举行第七届中国民居会议，专家参观王家大院后，修缮成果逐渐得到更多认可。
有意思的是，成效尚未完全显现时，耿彦波已经调离灵石。有人甚至用花圈为他“送行”。后来王家大院声名渐起，旅游和文化价值逐步显露，早先的质疑才慢慢减少。这件事也体现出城市建设的特点：决策者往往要面对短期压力，却未必能等到结果出现。
到了榆次，他又把目光投向城市格局。凌云大厦曾被视作地标，但在耿彦波看来，它与古城和常家庄园之间缺乏整体联系。经过论证后，建筑被拆除，榆次老城和周边文化资源重新整合。这个举动争议不小，却说明他更在意城市整体规划，而非孤立的“高大建筑”。
2008年，耿彦波出任大同市市长。大同因煤而兴，也长期受资源依赖困扰。煤炭开采支撑了工业建设，却留下环境、交通和城区布局等问题。大同拥有云冈石窟、华严寺、古城遗存等文化资源，如何从“煤都”走向多元发展，成为摆在他面前的现实课题。
他的思路可以概括为“一轴双城”：以御河为轴线，西侧修复古城，东侧建设新区。这个构想并非凭空出现，与梁思成关于北京城市保护和发展的理念有相通之处。旧城不能随意推倒，新区也不能脱离历史，两者需要在功能上分开、在空间上相连。
真正困难的，是施工现场。改造涉及城中村、居民安置、道路建设、古建修复和工程监管，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当，都会引发新的矛盾。耿彦波常常清晨到达工地，晚上仍在现场，皮鞋上沾满泥土，饭菜也多是烧饼、油条和刀削面。
有人打趣说：“耿市长的鞋，比我们的还旧。”这句玩笑背后，是市民对他工作状态的直观印象。长期劳累让他的身体明显消瘦，媒体和知情者多次提到他曾在工地晕倒。余秋雨也曾公开说过，耿彦波在大同工地上晕倒过多次。
家人对此并不轻松。妻子曾劝他：“你总这样熬，身体还要不要了？”他只好答应早点回家，可第二天又出现在工地。这样的细节未必能替代制度和程序，却解释了“耿式速度”为什么会形成。
他性格强硬，批评工程问题时很少绕弯。遇到施工敷衍、质量不达标，他会当面追问责任；面对拖延工作的干部，也会要求限期改正。有人因此称他“耿拆拆”，也有人称他“耿黄牛”。称呼变化的背后，是公众对城市变化的不同感受。
不过，大同的改造并不是单靠个人意志完成的。居民安置、干部协调、工程施工和资金安排，都需要大量部门共同推进。古城修复尤其强调依据史料，城墙、寺院和传统街区不能只追求外表好看，还要尽量保留原有形制、材料和工艺。
2013年，耿彦波调任太原市委副书记、市长。太原随后推进城中村改造、古县城保护以及道路交通建设，他仍然习惯到现场查看。2019年，他辞职退休，时年60岁。此后，他偶尔出现在曾经参与建设的街区和景点，穿着朴素，行动低调。至于大同那场送别，留在当地人记忆里的，不只是跪地挽留，更是一个城市在剧烈转型期留下的真实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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