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9月，上海赫脱路的一栋楼里，涂作潮临行前把妻子张小梅叫到身边，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个开无线电修理公司的“蒋林根”，其实是一名长期从事秘密通讯工作的共产党人。屋外风声紧，屋内几个孩子还在睡觉。
他对张小梅说：“我不叫蒋林根，我叫涂作潮，是共产党。若我回不来，你就去找毛泽东，他会管你们娘几个吃穿。”
这句话听起来突兀，却是一个秘密工作者在生死关头，对妻儿留下的安排。更值得注意的是，涂作潮并非一开始就懂无线电，他真正的出身，是湖南长沙的一名木匠学徒。
1903年，涂作潮出生在长沙一个贫困家庭，原名涂保生。十三岁时，他便跟随亲属学习木工，后来到长沙木行做学徒。这样的经历没有给他多少书本知识，却练出了一双灵巧的手，也让他熟悉了各种器具的结构和制作方法。
1924年，他到上海纱厂做工，在工人夜校接触到进步思想，并逐渐参加工人运动。那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许多工人正是在工厂、夜校和街巷交往中，开始认识到改变命运不能只靠个人忍耐。
涂作潮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赴莫斯科学习军事技术。原本，他想学习工兵，回国后参加武装斗争，但周恩来曾指出，革命队伍十分缺少无线电通讯人才。这个提醒改变了他的选择。
1929年1月，涂作潮进入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对一个文化基础薄弱的人来说，密集的公式和复杂的电码并不容易掌握。他在报务训练中进展缓慢，后来改学电台机务，专门负责装配、维修和改造设备。
方向一变，木匠的优势显现出来。他不擅长背诵电码，却能拆开机器，摸清线路，再设法改得更实用。1930年初学成回国后，他使用“木匠”这一代号，进入党的无线电工作系统。
当时，各地革命根据地相距很远，交通又十分困难。重要消息依靠交通员传递，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电台一旦建立，分散各地的组织才有了更迅速的联络方式，但设备昂贵、耗电明显，稍有异常便可能引起邻居和侦查人员的注意。
涂作潮针对这些问题改造设备，把原本功率较大的电台压低到较小范围，减少耗电和信号暴露的风险。他还尝试用小型装置改造普通收音机，遇到危险时可以拆除，使机器表面看起来与普通家用电器无异。
1931年，上海秘密工作面临压力，他转赴中央苏区。长征途中，他曾因患疟疾与部队失散，后来辗转寻找组织。1935年重新取得联系后，他到延安继续培养无线电人员。西安事变后，组织又安排他返回上海，恢复秘密通讯工作。
这一次，他选择了“做生意”作掩护。1937年，他在赫脱路租下一整栋楼房，化名蒋林根，开办恒利无线电修理公司。店面越像正规商号，越能解释人员进出和电器声响；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独居整栋楼，仍然容易招人怀疑。
邻近米店老板曾半开玩笑地说：“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怎么连老婆孩子都没有？”涂作潮立刻反问：“你这样戴眼镜、穿长衫，倒更像那些被抓的人。”几句话把对方堵了回去，可他明白，婚姻已经不只是个人生活问题，也关系到掩护能否长久。
组织为他寻找妻子时，他提出了几个特殊条件：对方最好不识字，已经有孩子，还要能够生育。前两个要求，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不识字，便不容易接触电报内容；带着孩子，则能让这个家庭看起来更符合当时社会习惯。
张小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他的生活。她的丈夫因肺结核去世，独自带着五岁的儿子，在纱厂做杂工。她没有文化，也不了解无线电，更不知道这场婚姻背后还承担着秘密任务。
婚后，涂作潮让继子改随自己的姓，视如己出。张小梅负责家务，却从不触碰那些被交代不能碰的零件，也不上阁楼，不追问深夜来访的人。她未必知道丈夫在做什么，但凭着朴素的生活经验，守住了一个家庭能够守住的边界。
两人后来又有了三个孩子。涂作潮忙于修理设备、传递消息，仍会抽空给妻子做梳妆匣，木匣上刻着梅花。这样的物件没有惊天动地的意义，却说明这段婚姻早已不只是临时安排。
1942年，因徒弟李白被捕，涂作潮奉命撤离上海。临走前，他终于向张小梅说明实情。此后，他与妻子失去联系。张小梅带着几个孩子艰难生活，钱用尽后便打零工、变卖首饰，仍没有改嫁。
1943年，组织找到张小梅，将她和孩子秘密接往延安。那场最初带有掩护性质的婚姻，经过战乱和分离，变成了相互扶持的家庭。此后四十多年，两人共同生活，直到1984年涂作潮病逝。临终前，他仍握着张小梅的手说：“我这一生最成功的任务，就是娶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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