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6年3月20日凌晨，广州万福路，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在睡梦中被砸门声惊醒。门外站着欧阳格的卫兵，几名持枪士兵闯入屋内，不给他整理衣物的时间，便将他押走。街边巡警看见这一幕，也被枪口逼退。
这不是普通的军中拘捕。天亮后，广州城实行戒严，海军局、省港罢工委员会以及苏联顾问住宅等处相继被控制，黄埔军校部分领导人受到监视，周恩来也被限制行动。一场围绕“中山”舰的政治风暴，就这样突然席卷广州。
李之龙被押到军方办事处时，代理舰长章臣桐也已被控制。欧阳格没有给他解释机会，只让人将他捆绑、蒙眼，随后押往第一军机关。彼时的李之龙恐怕没有想到，自己一次按照公文调舰的行动，会被解释成“劫持蒋介石”的阴谋。
事情的起点，确实带有误会色彩。黄埔军校曾请求海军局派舰保护商船，电文在传递中把普通巡舰说成了巡洋舰，李之龙据此调动“中山”舰。后来，因苏联考察人员准备参观军舰，他又请示将舰调回广州。几件事情叠加在一起，给了蒋介石发动控制行动的借口。
蒋介石曾宣称，共产党要利用军舰把自己送往苏联。这个说法缺乏事实依据，却在戒严和军队封锁中迅速成为政治定论。值得一提的是，李之龙当时还受到党组织留党察看处分，组织关系并不处于正常状态，这使他在事件中更加孤立。
李之龙并非突然出现在军政舞台上。他出生于湖北沔阳贫苦家庭，少年时期随父亲在武昌生活，后来进入武昌外语专科学校。辛亥革命后，他参加过湖口起义，也因参与争取学校民主而遭处分。1916年考入烟台海军军官学校，五四运动前后接触新思想，又因发动水兵和校工行动被开除。
1921年前后，李之龙在上海接触马克思主义，随后在董必武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二七惨案后，他转赴湖南，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国共合作建立后，他进入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并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在黄埔军校，李之龙表现突出。他参与学校党务活动，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逐渐成为军校学生中的重要人物。第一次东征期间，他因办事果断、熟悉海军事务，后来担任海军局政治部主任，并代理局长。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军内部获得这样的职位，本身就容易引起蒋介石警惕。
矛盾还来自缉私。省港大罢工期间，广州方面封锁香港，水上走私随之猖獗。李之龙奉命查禁，曾处理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牵涉的走私问题。陈肇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李之龙又没有按党内意见及时向蒋介石说明情况，双方的不信任由此加深。
有人劝他：“这件事最好向蒋校长解释清楚。”
李之龙回答：“我是奉命办事，为什么要向他单独报告？”
这句话反映了他的性格：敢作敢当，却缺少政治上的周旋。对一名身处复杂权力关系中的军人而言，直率有时会变成把柄。
“中山舰事件”后，李之龙一度被释放。但由于共产党组织需要避免被蒋介石借题发挥，加之他此前已经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双方关系逐渐中断。处在夹缝中的李之龙发表启事，宣布脱离共产党，转而寻求蒋介石方面的接纳。
然而，政治立场的改变并没有换来真正信任。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李之龙公开撰文，揭露“中山舰事件”的经过，并试图恢复组织关系，却没有得到接受。此后，他凭借过去在海军中的影响，秘密开展海军人员工作，希望以实际行动重新证明自己的立场。
1928年，李之龙秘密返回广州，准备继续进行策动工作，不久身份暴露被捕。蒋介石曾让李济深出面劝降，但李之龙拒绝改变立场，后来被以策动海军叛乱的罪名杀害，年仅31岁。
新中国成立后，李之龙家属曾申请追认烈士。周恩来、董必武了解相关情况后，认为“中山舰事件”并非共产党发动，李之龙遇害时也不在党的组织关系之内；他后来反对蒋介石，虽有明确的政治选择，却不能直接等同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因此，按照当时的认定原则，家属请求没有获准。
这件事的关键，不在于李之龙是否反对蒋介石，也不在于他死得是否惨烈，而在于烈士称号所对应的组织关系、牺牲性质和历史事实，必须彼此吻合。李之龙的一生，恰好被夹在国共关系破裂、军队权力重组和个人选择反复变化的交界处，留下了难以简单归类的历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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