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0年5月27日，上海，67岁的毛泽东会见73岁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两位老人谈到战争、和平和国家关系，话题并不轻松。毛泽东没有从抽象的道理说起，而是把目光落到了几个具体国家身上：美国、日本，以及它们可能对中国造成的长期压力。
蒙哥马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将领，退役后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新的思考。他曾设想，若要减少世界冲突，必须了解中国正在走什么道路。因此，这次中国之行，他很想亲自看看毛泽东，而不是只从西方著作中认识这位中国领导人。
会面时，毛泽东以轻松语气谈到中国在国际舆论中被指责为“侵略者”的处境。蒙哥马利谈及一些国家强大后会谋求扩张，毛泽东则明确表示，中国不会走对外侵略的道路。这样的回答，并非一时的外交辞令，而是与中国近代遭受侵略、革命军队长期作战的经历密切相连。
谈话逐渐转向欧洲和亚洲的力量格局。毛泽东认为，英国、法国并不是中国主要的安全压力，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美国和日本。他还提到，西德对欧洲有影响，而美国和日本则分别在大西洋、太平洋方向发挥作用。这个判断，放在冷战初期的国际环境中，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为什么是美国和日本？
理解这句话，不能只看1960年的国际局势，还要看毛泽东早年形成的观察方法。1916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已经注意到中国政局背后的外部力量。袁世凯于当年6月6日去世后，北洋军阀之间的争斗更加激烈，地方势力争夺地盘，外国势力则借机扩大影响。
那时的中国，表面上是军阀混战，深层却牵涉列强竞争。日本曾支持部分北洋政治力量，也在东北不断扩大经济和军事权益。毛泽东由此看到，国内割据并不只是内部问题，若国家缺少统一的政治力量，外部势力就会找到突破口。
据相关文献记载，毛泽东在1916年曾判断，中日之间二十年内可能发生战争。这个判断并非占卜式的断言，而是建立在日本对华政策、东北局势和中国自身积弱的基础上。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事变并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开始。时间跨度虽有差异，但日本扩大侵华的趋势确实被事实印证。
日本问题在毛泽东那里，从来不只是一次战争的记忆。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走上对外扩张道路，先后侵入朝鲜、中国台湾等地。甲午战争后，中国在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处境更加被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虽然战败，但其国内保守势力、历史认识和军事政策，并未在短期内彻底改变。
毛泽东在会见蒙哥马利时谈到，中日关系有其特殊性：日本在战争中失败，却未必在心理上完全接受失败。这个判断，指向的是国家战略传统和社会思潮的延续，而非简单把日本民众与军国主义混为一谈。分析国家关系，必须区分普通民众、政府政策与军事集团，不能把复杂历史压缩成一句口号。
对美国的判断，则更多来自战后格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并在亚洲构筑军事同盟体系。朝鲜战争期间，中美军队直接交战，台湾海峡也成为双方长期对峙的区域。毛泽东所说的美国“手伸得太长”，本质上是在批评其遍布多地的军事部署和全球干预方式。
蒙哥马利曾谈到，一个国家力量过于分散，可能在许多地方同时施加压力，却也容易陷入顾此失彼。毛泽东对此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十个指头同时按住十个跳蚤，未必能真正抓住任何一个。话说得朴素，背后却是对全球力量配置、军事基地体系和战略负担的判断。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国家强大简单等同于对外扩张。他反复强调，中国即使发展起来，也不应走侵略别国的道路。这一点与他对美国、日本的警惕并不矛盾：一边是反对霸权和军事干涉，另一边是要求中国保持独立、统一和足够的防卫能力。
所谓“预言”，放在毛泽东身上，更准确地说，是对历史趋势的判断。他关注的不是神秘征兆，而是人口、资源、军力、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日本侵华并非突然发生，美国对亚洲事务的深度介入也不是偶然出现，早期迹象一直存在，只是许多人没有把这些迹象连在一起。
1960年的那场谈话，留下的并不是一句孤立的断言，而是一套观察国际问题的思路：看一个国家，既要看它当下说了什么，也要看它过去做过什么；判断一种威胁，既要看军事实力，也要看它所处的联盟和长期政策。毛泽东当年提到的美国与日本，正是在这样的分析基础上被置于中国安全问题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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