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张作霖抓捕李大钊前，杨度曾密告转移，却被李大钊拒绝

很多人都知道李大钊1927年在北京就义，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动手前两天，就有人冒死把抓捕消息送到了李大钊手里。送信的不是什么根正苗红的地下党员，是曾经的袁世凯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杨度，在外人眼里，他和共产党八竿子打不着。消息实得不能再实，走也完全来得及，可李大钊偏偏不走。

1927年4月初的北京，空气里全是紧绷的血腥味，张作霖入主北京后，把李大钊列在了搜捕名单的第一位。那天杨度去赴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女儿婚宴，北京政界名流全来了，推杯换盏闲聊的时候，碰到了北洋政府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汪大燮压低声音透了底：张作霖已经搞定了外交使团，马上就要冲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抓李大钊了。

杨度的心当时就悬到了嗓子眼，他散席回家连夜行动，托了好几层关系把消息送进了使馆区。第二天他不放心，又派自己儿子杨公庶去使馆区附近打探动静。杨公庶过去一看，周边已经全是军警便衣，大网早就张开了，就等收网。这边李大钊的秘书谭祖尧，也从当陆军部机要科科长的岳父手里拿到了一模一样的情报。

两条独立情报线撞在了一起，明明白白告诉李大钊，张作霖这两天肯定动手，现在走完全能赶在合围之前出城，化装经天津南下躲一躲。可李大钊拿到消息后，压根没打算走。身边人急得直跺脚催他动身，他只说了一句后来被无数人记住的话：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谁来做呢？

谭祖尧急得不行再催，李大钊也只是淡淡说不要太胆小。两天之后，三百多名军警顺着外交使团开的许可，直接冲进了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旧兵营。整整二十二天之后，李大钊第一个走上了绞刑架，那一年，他才三十八岁。

李大钊不是逞能，也不是固执，他不走是经过反复掂量的。那时候北伐军已经打到了长江流域，冯玉祥的部队在西北蓄势待发，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北方的最高负责人，同时还兼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核心领导人，身上扛着双重担子。

他要是走了，北方党组织在最关键的时刻就没了主心骨，那么多埋在地下的党员、学生运动骨干、工人领袖，全都会群龙无首。北京既没有上海那样的租界可以藏身，也没有广州那样的北伐军保护，全靠领导人撑着才能稳住局面。

换谁站在李大钊的位置，都会有一点侥幸。东交民巷使馆区有《辛丑条约》保护，握着治外法权，正常来说张作霖再横，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闯进来抓人，这可是天大的外交事故。谁也没料到，张作霖根本就不按常理出牌。

张作霖为了抓李大钊筹划了好几个月，早就派密探混进使馆区摸清楚了人员部署，又通过外交渠道给公使团施压，拿到了默许搜查的承诺。日本看不惯苏联在北方扩张势力，私底下一直怂恿张作霖动手，给他撑腰。所有条件都凑齐了，张作霖哪会客气。

李大钊和妻子孩子还有其他六十多名革命者一起被抓，关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整整二十二天。杨度为了救李大钊几乎倾家荡产，四处找自己的旧交军阀政客疏通关系，连自己的公馆都卖了凑营救经费。张学良都劝张作霖不要杀李大钊，北京法学界也说，用军事法庭审判平民学者，根本于法无据，社会各界掀起了不小的营救声势。

张作霖本来一直在犹豫，毕竟李大钊影响力太大，杀了后果难料。偏偏这个时候，南京的蒋介石发来了一封电报。那时候蒋介石刚刚发动四一二政变，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电报里说的很明白，对共产党人不能手软，尤其是首领，一定要早点处决，免得留下后患。

蒋介石都已经动手杀了，张作霖要是不杀，反倒显得自己对共产党心慈手软，在军阀的圈子里这就是明摆着示弱。这封电报直接成了压垮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张作霖最终下了杀心。

1927年4月28号，特别军事法庭匆匆开庭，整个审判从开始到结束只花了七十分钟。包括李大钊在内二十个人全被判了绞刑，立即执行。张作霖连从美国进口的新式绞刑机都提前准备好了，所谓审判不过就是走个过场。

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架，张作霖密令对他三绞处决，故意反复折磨，整个行刑过程持续了近四十分钟。可所有在场的人都记得，李大钊自始至终没有喊叫，没有求饶，面色一直从容平静，没有一丝动摇。

那个冒死给李大钊送信的杨度，从来没有因为李大钊牺牲就退缩。当年杨度反思自己前半生的政治选择，是李大钊不嫌弃他“帝制余孽”的过去，和他多次长谈，给他讲马克思主义，引着他走上了新路。1929年秋天，杨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靠着自己名流身份做掩护，一直在上海为党组织搜集情报营救同志，直到1931年病逝。他的秘密党员身份，直到去世五十年后才公开。

参考资料：

人民网《分道1927，血泊奋起》

澎湃新闻《与李大钊一起蒙难的国民党员》

湖南日报《杨度：卖公馆营救李大钊》

唐山党史网《李大钊：从被捕到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