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4年，广东黄埔军校操场上，刚入学的学生们列队训练，总队长严重站在队伍前方。他不靠训话摆威风，也没有刻意显示身份，只把军姿、步法和操典要求一项项讲清楚。这个后来被学生称为“大哥”的教官，名叫严立三。
严立三，字立三，1892年出生于湖北麻城。父亲曾任清末安徽任县知事，为官清廉，去世时没有留下多少家产。家境贫寒，却没有让严立三走投机取巧的路，反而使他很早明白，军人若失去操守，再漂亮的口号也站不住。
他先后就读于安徽陆军小学、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受过完整的近代军事教育。严立三的长处，不只是懂得军事理论，更在于能够把书本上的条文变成训练场上的标准。
黄埔一期学生成分复杂，许多人年轻气盛，且有相当的文化基础。一次讲解《步兵操典》时，有学生故意提出偏难的问题，想看看这位总队长是否只是摆出严厉姿态。严立三没有回避，逐条回答，甚至准确指出相关内容所在的章节。
操场上顿时安静下来。
学生们服的不是官职，而是本领。更让他们信服的是，严立三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自己从不落后。出操时，他和学生一样经受日晒雨淋；生活中，学生遇到疑难，他也愿意耐心解释。训练可以严格，待人却不摆架子，这种分寸很难得。
陈赓后来谈到这位教官时说，严立三是“我们所有人的大哥”。这句话并非单纯称赞他的年长，而是说他在黄埔师生之间有一种少见的公信力。严立三担任黄埔前三期总队长期间，学生对他的尊重逐渐形成，甚至超过了对某些高层人物的敬畏。
有一次，学校代表参加党务会议，需要由师生投票产生。严立三获得的票数最多。蒋介石听闻后曾感慨：“他的威望比我这个校长还高。”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黄埔学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判断，他们愿意把票投给一名真正了解训练、也愿意承担责任的人。
严立三的威望，也经受过战场检验。1926年北伐开始后，他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该师以军纪严明著称，部队行军所到之处，尽量不扰民、不侵占百姓财物。白崇禧曾称赞第二十一师是北伐军的模范。
有人向严立三请教带兵经验，他回答得很简洁：“不贪。”在他看来，军官不贪财，部下才愿意服从，百姓才不会把军队视为祸害。话只有两个字，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
1927年局势骤变，国民党内部分裂加剧，上海发生“四一二”政变，随后南昌起义于8月1日爆发。严立三当时率部驻扎九江，距离南昌并不远。面对要求出兵的命令，他没有积极参与镇压。这里面既有他对局势的判断，也与他同周恩来的交往有关。
此后，严立三被调任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实际上逐渐离开了部队指挥核心。他与邓演达关系密切，在派系冲突不断的环境里，这种关系也使他难以真正进入权力中心。与其在机关中周旋，他选择辞职，退居庐山太乙峰。
隐居并不是逃避。严立三靠耕种维持生活，拒绝领取过去职务的薪金，也不接受蒋介石派人送来的钱。黄埔学生来访，他照样接待，只是饭菜十分简单。有学生临别时留下钱款，他发现后没有据为己有，而是替对方存入银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严立三重新出山。他本想奔赴前线，但没有获得直接掌兵的机会，后来出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并代理湖北省政府主席。到任后，他整顿吏治，禁绝鸦片，对贪污敲诈的官员依法处理，不因对方有人说情便改变决定。
宜昌三游洞石壁上，曾留下他题写的“不共戴天”四字。相比题字本身，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行政上的做法：抗战时期物资紧张、地方关系盘根错节，他仍坚持把公款用于公务和救济，而不是变成个人待遇。
1940年6月宜昌失守，7月严立三辞去代理湖北省主席职务。交接时，账面上还剩下数万元主席特别办公费。他不肯收取，主张将款项用于救济难民。后来，这笔钱被拨作了救济用途。
离开行政岗位后，严立三率湖北省保安第二团三百余人，在宣恩开荒屯垦，发展畜牧，为前线筹措粮草。他还给宣恩中学义务讲授数学。军人、地方官、垦荒者和教师，这些身份看似不同，贯穿其中的却是同一条准则：不占公家便宜，能为百姓办事，就不推诿。
1944年4月30日，严立三因长期操劳病逝，年仅52岁。那时抗战尚未结束，他没有等到胜利。去世时家中清贫，连像样的衣物也不多，宣恩及湖北当地百姓自发捐资，为他办理后事。陈赓称他为“所有人的大哥”，并非因为他留下了显赫家产，而是因为在黄埔那座讲求军纪、能力与担当的学校里，严立三用一生证明了这三个字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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