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12年冬，上海街头，16岁的刘海粟带着张聿光四处寻找徐悲鸿。夜色已深，他仍向路人打听：“见过我的学生徐悲鸿吗？”而此时，17岁的徐悲鸿已经离开上海，踏上返回江苏宜兴的路。
这场寻找，后来被许多人看成师生情谊的开端。可事实并没有那么温情。徐悲鸿并不承认刘海粟是自己的老师，甚至把那段经历视为一次失望的求学插曲。两个人的关系，后来之所以越闹越僵，根子就在这里。
当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术学院，学校刊登广告，号称专门教授美术。徐悲鸿出身画师家庭，父亲徐达章在宜兴以绘画谋生。那时的他靠卖画维持生活，听到上海有新式美术学校，便带着并不宽裕的钱赶来求学。
见到刘海粟时，徐悲鸿心里却有些疑惑。刘海粟年纪很轻，办学经验也有限，学校的课程安排相当自由。徐悲鸿重视基本功，讲究素描、结构和观察，在他看来，课堂不能只凭兴趣，更不能没有章法。
偏偏两人的性格和艺术观念，从一开始就不在同一条路上。刘海粟敢闯敢试，强调接触西方各种画派；徐悲鸿则认为，艺术教育必须建立在扎实训练之上。半个学期尚未结束，徐悲鸿因父亲病重离开上海，这段师生关系也随之中断。
离开并不意味着事情结束。徐悲鸿回到宜兴后，父亲病逝，生活更加艰难。他后来得到蔡元培帮助，赴法国学习绘画，逐渐形成以写实主义为核心的艺术主张。对他来说，绘画不只是个人技巧，更承担着改造美术教育、振兴民族艺术的责任。
刘海粟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的家庭条件较好，早年办学虽备受争议，却敢于把人体写生和西方现代艺术介绍到课堂中。有人认为这种做法突破陈规，也有人批评其过于大胆。刘海粟并不回避争论，甚至常常主动把自己置于舆论中心。
有意思的是，刘海粟一直把徐悲鸿视作上海美专培养出来的人才。徐悲鸿成名后，这种说法便不断出现。可在徐悲鸿心里，自己并没有真正受过刘海粟系统指导，更谈不上由对方成就。他对这种“认学生”的做法十分反感，认为刘海粟是在借自己的名声抬高学校。
1932年，《新时代》刊出有关刘海粟和徐悲鸿关系的报道，将徐悲鸿说成刘海粟的学生。此事触动了徐悲鸿最敏感的地方。他随后撰文批评上海美专，并以“今流氓西渡，惟学吹牛”等尖锐言辞攻击刘海粟。两人公开决裂，正是从这次舆论冲突开始。
徐悲鸿的措辞确实严厉，甚至带有明显的人身讥讽。但他并非只针对刘海粟。对于艺术道路上的不同意见，他向来不肯轻易退让。徐志摩曾在美术观念上与他争论，徐悲鸿同样针锋相对，只是两人之间少了办学旧怨，冲突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
真正让徐悲鸿长期不能释怀的，还有抗战时期围绕刘海粟的种种传闻。1939年，刘海粟曾组织师生救济难童，并通过书画展览筹款。抗战环境恶劣，上海沦陷后，他又不得不面对日方势力的威逼利诱。有关他是否屈从、是否保全自身的议论，后来持续多年。
1945年以后，关于刘海粟的指责曾被报刊澄清，相关材料并不足以证明他是汉奸。1947年的报道也曾肯定他在抗战期间的活动。然而，徐悲鸿并没有因此改变判断。1949年以后，他仍把这些旧事看作刘海粟身上的疑点，并向有关方面提出质疑。
1953年，刘海粟出任华东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对此十分不满。同年，徐悲鸿曾致信周扬，一方面反对刘海粟担任校长，另一方面又认为简单要求对方作检讨未必能够解决问题。他补充所谓“文化汉奸”的材料，但其中有些内容来自报刊投稿，证据并不充分。
这里面既有原则争执，也有个人恩怨。徐悲鸿认为艺术教育必须服务民族复兴，写实训练能够培养严谨、坚韧的审美能力；刘海粟则主张打开视野，让中国艺术接触印象派、野兽派等多种探索。两人争的不是一句称呼，而是中国美术究竟该往哪条路走。
徐悲鸿去世时年仅58岁，时间是1953年9月26日。刘海粟则活到1994年，享年98岁。一个在争论尚未结束时离场，一个继续经历艺术潮流和时代风波。所谓“刘海粟揩油徐悲鸿”，并不能概括全部事实；更准确地说，是刘海粟试图把这位杰出画家纳入自己的教育成果叙事，而徐悲鸿对此始终拒绝接受。
他们的结怨，既来自一句“学生悲鸿”，也来自不同出身、不同经历和不同艺术信念的长期碰撞。刘海粟看重突破，徐悲鸿看重秩序；刘海粟愿意借争议扩大影响，徐悲鸿则把名誉和立场看得极重。两人都推动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却始终没能在彼此身上找到足够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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