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陶勇不是海军出身。1952年，他从华东军区陆军系统调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时年39岁。此前，他在陆地上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靠的是战场判断、部队威信和一股敢打硬仗的劲头。突然面对舰艇、炮术、航海和技术军官，他心里并非没有压力。
更实际的问题是，陶勇文化基础并不高，早年甚至没有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海军却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军种，许多干部受过专业训练。让一个久经陆战的将领去掌舵，难免有人暗自嘀咕：他能不能把这支队伍带好？
毛泽东看中的，恰恰不是陶勇会不会背海军条令，而是他在关键时刻敢于担当，能在复杂局面中抓住要害。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炮击英国军舰“紫石英号”，相关行动发生在渡江战役前后的长江水域。陶勇时任第三野战军部队领导，承担了重要指挥任务。那场冲突让外界看到，新生力量不会再容忍外国军舰凭借旧有特权横行中国内河。
1953年，毛泽东在南京接见陶勇等人。陶勇担心主席询问海军业务，神情显得拘谨。毛泽东却先谈起他的战功，并说，海军工作可以在实践中学习，自己也没有进过军事学院，许多本领同样是在战争中摸索出来的。
毛泽东还问他：“你知道为什么把你调到海军吗？”
陶勇摇了摇头。
毛泽东提到长江上的那场炮击，意思很明确：正因为陶勇在面对外舰时敢作敢当，所以才认为他适合带领这支正在起步的海军。对陶勇而言，这既是信任，也是命令。
他没有把自己当成海军门外汉。白天看训练，晚上查资料，遇到不懂的术语便向技术人员请教。能不能讲出一套漂亮的理论，并不是他最在意的事；舰艇能否形成战斗力，部队能否在关键时刻听从指挥，才是他真正关心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陶勇在海军中的威信，并不只来自过去的战功。他愿意承认自己不懂，也愿意向懂技术的人学习。对一名长期在陆军中带兵的将领来说，这种姿态并不轻松，却让不少专业干部逐渐认可了他。
家庭承担了另一部分代价。
陶勇与朱岚于1941年结婚。朱岚原是部队文工团成员，婚后长期照料家庭。到上海工作后，陶勇依旧很少有完整的休假，家中七个孩子常常隔很久才能见到父亲。有一次他满脸胡茬回家，孩子们一时没有认出这个陌生的叔叔，场面颇为尴尬。
陶勇也想陪孩子，可军务压在肩上，只能一次次说：“下回再陪你们。”他曾答应，等退休以后，和妻子一起到孩子们家里走走。这句家常话，后来成了家人始终无法兑现的约定。
1966年的那通电话，说明局面已经出现变化。叶剑英没有把话说得过于直白，而是借“风要变”提醒陶勇提高警惕。陈丕显接到转告后，将这层意思传给了他。陶勇性格耿直，长期相信组织安排，也相信自己只要把工作做好，许多风波便能过去。
遗憾的是，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发展。
1967年，陶勇胃病加重，许世友曾到上海劝他离开海军岗位，到南京休养。陶勇没有走。他或许已经意识到，海军内部的局势并不平静，自己一旦离开，许多问题可能无人承担。这个决定，带有他的性格烙印：战场上不退，工作中也不愿在关键处后撤。
不久后，陶勇在上海一处招待所附近散步。当天他还与花工交谈，随后让人找理发师。理发师赶到时，陶勇已经离开原处。工作人员寻找时，在井边发现了他。
人被救出后，医生立即进行抢救，并送往海军医院，但最终未能挽回生命。关于陶勇死亡的具体原因，后来一直存在疑问，相关情况也没有给老战友们留下一个足够清楚的答案。
粟裕晚年多次提到陶勇，遗憾的正是没能查明这位老战友的死因。这个疑问之所以沉重，不只是因为两人并肩作战多年，更因为陶勇在战场上留下的形象太过鲜明。
1940年黄桥战役期间，陶勇奉命坚守黄桥镇。部队兵力有限，战斗持续三天四夜，阵地几度告急。粟裕赶到前沿指挥部，问他能不能守住。
陶勇回答：“三纵队在，黄桥就在！”
一句话，不是口号，而是把阵地、部队和责任绑在了一起。多年以后，他从陆军走进海军，面对的已不是黄桥镇的一处阵地，却仍用同样的方式理解自己的职责：只要人在岗位上，就不能先考虑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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