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搭我顺风车,加油站买零食120让我A60,下周他问哪天回去,我直接回复:先把这次的过路费和油费平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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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加油站排了十来辆车,周国强拎着两袋零食回来,把一张小票递到我面前。

“零食一百二,你转我六十。”

他说得很自然,像这钱本来就该这么分。我看了一眼,薯片、牛肉干、坚果,还有两盒无糖饼干,车上三个人,只有我和他吃了几口。

我没争,掏手机转了六十。提示音响过,他把手机揣回兜里,拧开一瓶水,靠着车门慢慢喝。

那是周六。到家后,他在我家门口下车,拎走自己的袋子,连句下周见都没说。

一周后的晚上,我刚从公司回来,手机亮了,是他发来的消息。

“建民,下周哪天回去?我跟你一起。”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手指在屏幕上停着。过去半年,他坐我的车回老家一共六次,从没主动问过油钱和过路费。

我把这次的油费和过路费翻出来,按导航记录一项项算。省城到邻县,来回三百多公里,收费站两处,加油一次。

算好以后,我回他:“可以。先把这次的油费和过路费平摊了。”

消息发出去,屋里只剩冰箱压缩机的嗡声。过了几分钟,他回复:“准确数额是多少?”

我把数字发过去,等着他解释零食,或者说我小气。

他没有争,只回了句:“你算清楚,我转你。”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胸口那点闷意没有散,反而像一粒沙,硌得更明显。

01

我和周国强是高中同学,认识三十一年。

那时候我们坐过同一排课桌,他数学比我好,字写得像印出来的。我作文常常交不上去,就借他的本子看两眼,再换几个说法抄到自己的作文本里。

毕业以后,各自进了不同单位,联系一度断过。后来他留在省城做物业维修调度,我进家电企业跑售后,都是整天接电话、催工单、处理别人家里的麻烦。

真正又熟起来,是前几年一次同学聚会。

他父亲周德顺住在我老家附近,七十七岁,退休木工,腿脚一年不如一年。周国强隔一段时间就要回去看看。我母亲李秀英也住在那边,七十四岁,一个人守着老屋,平时缝缝补补,买菜做饭。

我们发现,周末回去的时间差不多。

第一次是他在路边等车,我顺手停下。车门一开,他坐进副驾驶,手里还提着两只塑料袋。

“正好碰上你。”

“上车吧,顺路。”

就这么一句,事情便定了下来。

头两次,他会在服务区买咖啡,或者下车帮我擦一下挡风玻璃。后来坐熟了,他不再客气,我也没当回事。车里常年放着他的灰色外套,后排还有一个折叠袋,里面装着螺丝刀、手套和几卷胶带。

他在车上不爱说闲话,大多时候看窗外。经过收费站,他会提醒我走哪条车道,遇到堵车,就打开手机替我查绕行路线。

我母亲知道他跟我一起回去,每次听见车声,总要多拿一副碗筷。

“国强来了?进来喝口水。”

“不了,周叔那边还等着。”

他总是笑一笑,站在门边说两句,再去看他父亲。

我回家以后,母亲会把热好的饭端上来。她年纪大了,动作慢,盛汤时手腕有些抖。我让她搬去省城住,她总说老家安静,邻里都熟,菜也便宜。

我说以后再商量,她就把话题转到院里的柿子树上。

那段时间,我们每周往返一次。车费从来没明说过,谁也没拿计算器出来算。

我心里其实记着。加了几次油,走了几次收费站,车子保养换了什么,数字大概都在脑子里。只是同学之间,若连这个也要一笔笔说清,好像显得生分。

陈慧不这么看。

那天晚上,我把周国强的消息给她看。她正在厨房洗菜,围裙上沾了点水。

“你们一直没说过怎么分吧?”

“都是老同学,算那么细干什么。”

“那你这次怎么突然算了?”

我把手机拿回来,放到桌边。“他先算的。”

陈慧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接话。水龙头里的水哗哗响,菜叶在盆里打着转。

“人家可能只是觉得零食该平摊。”

“零食能平摊,车费就不能?”

“我没说不能。”

她关了水,甩了甩手上的水珠。

“那就提前说清楚,省得以后都不舒服。”

我说不用,她也没再劝。可那句话一直留在我耳边。

我不承认自己在意六十块钱。我只是觉得,既然他能把一袋零食分成两半,车轮压过的路、油箱里烧掉的油,也应该有个说法。

周一到周五,我忙得脚不沾地。周国强没有再发消息,像是等我给出一个决定。

周四晚上,我把返乡路线重新看了一遍,顺手把油价也查了出来。那些数字排在屏幕上,清楚得很。

我本来只想把事情说开,后来却越算越细,连六次往返的大概费用,也跟着列在了备忘录里。

写到最后,我停了很久,还是没有删掉。

02

下一次回老家,是个阴天。

出城后,天一直灰着,路边的广告牌被风吹得啪啪响。周国强坐在副驾驶,手里捏着手机,隔一会儿看一眼时间。

我没问他急什么,只把车速保持在限速以内。

过了第一个服务区,他忽然说:“前面别进大站,下一处小一点,停车快。”

“你知道路?”

“这条路我跑得多。”

他说得平常。我拐进匝道时,才发现他连哪个出口有厕所、哪家店人少都清楚。

停车后,他没去买烟,径直走进便利店。不到五分钟,拎着一袋东西出来,放到了后排。

我回头看了一眼,里面有瓶装水、纸巾、一次性湿巾,还有两包软烂的面包。

“买这么多干什么?”

“周叔牙口不好,回去用得上。”

他说完,又从袋子底下拿出一盒无糖饼干,放在我手边。

“这个给你妈。”

我看了眼包装,没接。“她不一定吃。”

“她以前不是爱吃这个牌子吗?”

我愣了一下。

李秀英确实吃这个,糖尿病以后,普通点心不敢多碰。她自己买东西总挑最便宜的,包装上的字又小,常常拿错。

“你还记得?”

“上回她说过。”

周国强拧开车门,重新坐好。刚系上安全带,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号码,没接。铃声断了,没过半分钟,又响起来。

这次他按下接听,声音压得很低。

“我还在路上,到了县城给你回。”

说完,他听了几秒,只说:“知道,别催。”

电话挂断后,他把手机放在膝盖上,指腹轻轻敲着屏幕。

没多久,第三个电话又进来。他皱了皱眉,转头看我。

“建民,前面路口能不能拐一下?”

“去哪儿?”

“县城边上,办点事。”

“你不是去看你爸吗?”

“顺手办一下,不耽误。”

我看了看导航,那个路口离周德顺住的地方并不近,拐过去再回来,至少要多走二十分钟。

“你自己打车不行?”

话出口,我就觉得语气重了。周国强没有顶回来,只把手机收进外套口袋。

“算了,按原来的走。”

车里安静下来。雨点开始落在挡风玻璃上,雨刷一下一下刮过去,留下短暂的清亮。

到了县城,他比我熟。哪条路单行,哪座桥下常堵,旁边哪家药房能停车,他都能说出个大概。我以前只当他常陪父亲看病,跑得多了,自然熟悉。

车停在周德顺家门口,他提着后排的袋子下车,又回头把那盒饼干递给我。

“给你妈带回去。”

我接过来,盒角被他捏得有些软。

进门时,李秀英正在院子里择菜。她看见饼干,先是笑了一下,随后问我:“国强呢?”

“去他爸那边了。”

“他最近挺忙的,还总往县城跑。”

我把饼干放到桌上。“他去县城做什么?”

母亲低头把菜叶撕开,水盆里漂着几片泥沙。

“还能做什么,照看老人呗。”

“我是问他最近是不是还去了医院。”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很快又继续。

“你这孩子,问这些干什么?”

“随便问问。”

“人家有自己的事,你别老打听。”

她把择好的菜拢到一边,起身去拿抹布。背影比以前瘦了些,灰蓝色的外套在肩胛处塌着。

我站在桌旁,想再问,电话却响了,是公司工单出了问题。

接完电话,母亲已经把饼干收进柜子里。她关柜门时,手在门把上停了片刻,像是忘了下一步该做什么。

晚上回省城的路上,周国强没有坐我的车。他说周德顺要留他吃饭,晚点自己回。

我一个人开在雨里,副驾驶那边空着,脚边却多了一个纸袋。

里面是给老人用的软面包、湿巾,还有一小瓶眼药水。

我不知道那瓶眼药水是谁的,也没问。

到家后,陈慧看见我手里的东西,只说:“他买的?”

“嗯。”

“你没问多少钱?”

我把纸袋放到餐桌边。“没有。”

她看了我一眼,去阳台收衣服。窗外的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流,细细的,像有人一直没说完的话。

03

周国强从那天以后,连续三次问我周末几点出发。

第一次是在周二晚上。他发来一句:“周六还是七点?”

我那会儿正在核对售后返修单,没立即回。过了十几分钟,他又问:“后备箱给我留点位置,有两箱东西。”

我看着那句话,心里先冒出的是后备箱的空间,接着才想到车油。

两箱东西不算重,可我那辆车后备箱本来就不大。母亲要带米面,周德顺那边还常有工具和废旧木料,平时装得满满当当。周国强每次上车,自己的东西不多,却总能占掉一块地方。

我回他:“周六七点半,东西别太多。”

他很快回复:“行。”

没有提车费,也没有提上次的六十元。

我放下手机,打开备忘录,把近两个月的记录重新整理了一遍。第一次加油三百四十六元,第二次三百一十二元,第三次遇到下雨,绕路多跑了二十多公里。

过路费更简单,电子账单一条条躺在支付记录里。

我本来只想看看大概数,后来却把六次往返都列了出来。油费、过路费,再加上保养时换掉的机油和轮胎损耗,算到最后,数字停在五百七十二元。

周国强六次都坐了副驾驶,零头不算,平均一次九十五块多。

我盯着屏幕,手指在桌面上敲了几下。那六十元零食再一次跳出来,像一根细刺,刚好扎在数字中间。

陈慧从卧室出来,手里拿着一摞刚晒干的衣服。她看见我还在算,脚步停了停。

“还没算完?”

“这次他要坐车,先把规矩说清楚。”

“可以说。”

“我只是把费用摊开。”

陈慧把衣服放到沙发上,一件件叠好。她没有看我的手机,声音也不高。

“你有没有算过,他替你跑过多少地方?”

我抬起头。“他什么时候替我跑了?”

“你妈那边,换水龙头、修门锁、搬煤气罐,哪次不是他顺手帮着弄?”

“那是他住附近。”

“住附近也要花时间。”

她把一件衬衣的袖口压平,抬眼看我。

“你只算车轮走了多少公里。”

这话让我不舒服。我把手机屏幕按灭,语气也硬了些。

“我没让他白帮忙。”

“那你打算怎么算?”

我没有回答。

陈慧看着我,似乎还想说什么,最后只是拿起衣服回了卧室。门没有关严,里面传出衣架碰到柜门的轻响。

我重新打开备忘录,把那句关于时间的话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最后只留下油费、过路费和金额。

周四下午,周国强又发消息,问我是不是七点半准时走。

我回:“是。”

他过了一会儿说:“那我在小区南门等。”

我盯着“等”这个字,想起以前他总是提前几分钟到。车停在路边,他会把烟头按灭,拉开副驾驶车门坐进来。那时我们偶尔谈起高中同学,谁在哪个城市,谁家的孩子考上了什么学校。

那些话不值钱,却让路程没那么长。

现在我只想知道他什么时候付钱。

周六早上,周国强果然在南门等着,脚边放着一个黑色保温袋,还有一只纸箱。

我把后备箱打开,示意他放进去。

“纸箱里是什么?”

“几样旧东西。”

他弯腰搬箱子,动作很快。保温袋却一直拎在手里,没有放进去。

我发动车,导航跳出熟悉的路线。市区的高架刚过早高峰,车流像一条挤在河道里的灰色带子,慢慢向前挪。

周国强低头看手机,没开口。

我也没说话,只在心里反复过那五百七十二元。六次搭车,他没有主动问过一次。如今一盒零食,他却记得清清楚楚。

到了第一个收费站,他忽然问:“回去还是按上次那个时间?”

“看情况。”

“我爸下午要去一趟卫生所,别太晚。”

“你自己安排。”

话说完,我看见他抬了抬眼,又把视线转回窗外。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说得没错。既然钱要分清,时间也该各管各的。

服务区加油时,我把车停到最外侧。周国强去洗手间,回来时手里多了两瓶水,放了一瓶在我的杯架里。

“不要。”

“顺手拿的。”

“我有水。”

他看了看那瓶水,拧开瓶盖喝了一口,没再说话。

加油机上的数字不断往上跳,最后停在三百八十六元。站在旁边的周国强低头看了一眼,没有问价格。

我却记住了。

回到车里后,他又接了两个电话。一个问他什么时候到,一个让他带什么东西。他都压着嗓子答应,车窗外的风从半开的缝里钻进来,带着汽油味。

我握着方向盘,忽然觉得这一路比过去长了许多。

04

那天从老家返回省城,周国强的保温袋一直放在脚边。

袋子外面套着一层旧毛巾,边角磨得发白。我拐过一个弯时,袋口滑开,里面露出几个药盒,白底蓝字,旁边还压着一只量杯。

“你带药做什么?”

周国强伸手把袋口拢好。“没什么。”

“给你爸的?”

“嗯。”

“什么病?”

他看着窗外。“老人家常见的毛病。”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药盒上印着的字很小,我没看清,只看到其中一盒被拆过,铝板上少了两粒药。

“哪家医院开的?”

“县里。”

“县医院?”

他没有立即回答,手掌压在保温袋上,像是怕里面东西散出来。

“建民,开你的车。”

这句话不重,可我听着刺耳。

“我只是问问。”

“没必要什么都问。”

我把车窗关严,车里的药味更明显了。不是医院消毒水那种味道,像塑料袋里混着薄荷和苦药,闷在鼻腔里不散。

过了十几分钟,他的手机响起来。

周国强接通后,只说了几句:“先别动。放在桌上就行。药盒拍照发我。”

电话挂断,我问:“谁?”

“家里人。”

“你爸不是在家吗?”

“我说了,没什么。”

我握方向盘的手紧了紧。那只保温袋贴着他的膝盖,袋面随着车身颠簸轻轻起伏。

“既然没什么,为什么一路上接这么多电话?”

他转头看我。“别人找我,不行?”

“当然行。”

“那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车里一下安静了。前方是长下坡,路边的树被风吹得歪向一边,叶子打在护栏上,发出细碎的响声。

我把速度降下来,心里那团火却没有跟着降。

我想起这两个月,他总是提前问返程时间,偶尔让我给后备箱留位置,还熟悉县城里那些我叫不上名字的路。现在他又带着药盒,接一通接一通的电话,却把我当成多嘴的人。

“周国强,”我说,“你要是觉得搭车不方便,以后别坐。”

他说:“我没这么说。”

“你没说,做得挺明白。”

“车费的事,你不是已经算了吗?”

他语气仍旧平静,像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

我听见这句话,立刻接了上去:“算车费有什么不对?零食都能让人平摊,车费就不能?”

周国强把脸转向窗外。“零食是给大家买的。”

“那油也是大家烧的。”

“你想怎么算,发给我。”

“我发了你就给吗?”

他转过头,眼神第一次沉下来。

“你希望我不给?”

我没回答。收费站的栏杆在前面抬起,车子缓慢通过。后面的车辆按了一声喇叭,我往前挪了几米,把车停在路边的临时停车区。

“你到底什么意思?”

周国强解开安全带,拿起保温袋。“没什么意思。”

“你帮我妈跑过几趟,我没让你白跑。可这不能抵车钱。”

“我什么时候说要抵?”

“那你现在这副样子是什么意思?”

他看了看我,嘴角动了一下,没笑出来。

“有些付出没法开发票。”

这句话落下来,车里只剩发动机怠速的声音。

我一下没听懂,又像是听懂了。

“你是说,你替我家做过事,所以就不用分摊?”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他拧开车门,站到路边。风把他的外套下摆吹起来,他弯腰从后备箱拿出纸箱,检查了一遍,又把箱盖压好。

我以为他要走,便把车门锁打开。可他没有离开,只绕着车后面看了一圈,蹲下来摸了摸后保险杠下面。

“找什么?”

“没什么。”

他说完,打开纸箱,把里面几样东西挪了位置。螺丝刀、胶带、两只旧插座,还有一件叠好的灰色毛衣。他翻了两遍,眉头越来越紧。

“少了什么?”

“一个文件袋。”

“什么文件袋?”

他抬头看我,停了片刻。

“纸。”

“什么纸?”

“没事。”

我靠在车门边,心里最后那点耐性也被磨没了。

“你要找就找清楚,别把我的车翻成这样。”

他没争,继续在后备箱里翻。纸箱被他搬到地上,保温袋也放到一边,里面的药盒碰在一起,发出轻响。

他把后排座椅缝、脚垫下面都看了一遍,最后又弯腰探进副驾驶一侧。手伸进去很久,抽出来时只有几根灰尘粘在袖口。

“没有。”

“那就算了。”

我把车门拉开。“上车,走了。”

周国强站在原地,眼睛还盯着车内。那副神情不像在找一张普通的纸,可他没有再说。

过了一会儿,他把纸箱重新放进后备箱,保温袋拎在手里,关上后门。

“我自己回去。”

“随你。”

他走出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一眼很短,像是在确认什么东西,又像是在等我开口。

我没有出声。

周国强转身沿着辅路往前走,身影被一辆货车挡住,很快看不见了。

我坐回车里,副驾驶的座位还留着他刚才压出的褶皱。脚垫边上有一小片药盒铝膜,反光刺眼。

我把它捡起来,捏在手里,随后扔进了车门储物格。

那天回到省城,我没有再问他有没有找到那份纸。

05

我把周国强的车费重新算了一遍,按照六次往返的油费和过路费,扣掉他偶尔买水的零碎,最后得出二百八十六元。

那串数字在屏幕上停了很久。我给他发过去,没有解释,也没有提那天车里的争吵。

“六次油费和过路费,合计二百八十六元。你转一半就行。”

发完以后,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去卫生间洗了把脸。水流冲过额头,凉得人清醒。再回到客厅时,手机已经亮了。

周国强把二百八十六元转来,只回了句:“账清了,以后不坐。”

我看着那句话,手指停在屏幕上,没有回他。

钱收得很快,像是早就在等这一天。转账记录下面,那个熟悉的头像安静地缩成一小块。我们认识三十一年,最后留下的不是一顿饭,也不是哪次同学聚会,而是二百八十六元和一句以后不坐。

陈慧从厨房出来,看见我站在桌边。

“他转了?”

“转了。”

“你收了?”

“嗯。”

她看了一眼我的手机,没有问金额。锅里的水刚烧开,蒸汽把她额前的碎发打湿了些。

“那就把事情放下吧。”

我把手机锁屏。“本来就是一笔费用。”

她没再说,转身去关火。水汽慢慢散开,厨房的窗玻璃上留着一层白雾。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开车去公司。车子启动后,才发现副驾驶脚边有个黑色纸袋,应该是前几天周国强留下的。我伸手去拿,纸袋底部卡在座椅滑轨旁,怎么拽都拽不动。

我下车绕到另一边,把副驾驶座位往后推,又把脚垫掀起来。纸袋终于松动,里面滚出一支没拆封的眼药水,还有一张折过两道的纸。

我以为是收据,随手展开。

纸张边缘已经卷了,抬头印着邻县人民医院几个字。下面是姓名,李秀英,年龄七十四岁。

我的手在半空停住,视线一行行往下落。

复诊时间,明早八点。

就诊事项,白内障手术方案确认。

注意事项那一栏写着,需家属陪同。

我把纸拿近了些,医院盖章的红印压在右下角,日期正是今天。往下还有联系人一栏,黑色签字笔写着三个字。

周国强。

我重新看了一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

车门敞着,早晨的风从小区楼缝里穿过来,带着潮湿的树叶味。楼上有人拖动椅子,咯吱一声,随后又归于安静。

我翻到纸张背面。

背后有一行熟悉的字,笔画比平时更轻,像写的时候手不太稳。

“别告诉建民,他只会逼我卖房进城。”

那是我母亲李秀英的字。

我靠着车门,半天没有动。手里的复诊单被风吹得轻轻发颤,纸角碰在车窗上,发出细小的啪啪声。

我先想到的是那盒无糖饼干,想到周国强几次在县城接电话,想到他带着药盒坐在副驾驶,却始终不肯告诉我去了哪里。

然后才想到这张纸为什么会在我的车里。

他找的文件袋,也许就在那天。母亲的复诊单被夹在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滑到了座位下面。周国强下车前反复翻找,找的就是这张纸。

我拿出手机,点开周国强的名字。

聊天页面还停在那句“账清了,以后不坐”。

拇指落在输入框里,我先打了一个问号,又删掉。重新输入“你为什么把我妈的复诊单放在车里”,看了几秒,也删掉。

医院明早八点确认手术方案,联系人写的是周国强。母亲没有告诉我,周国强也没有告诉我,连陈慧都没有提过半句。

我抬头看向母亲住的方向,楼群被晨雾压得很低,窗户一格一格亮着,分不清哪一扇是她家的。

我给母亲拨电话。

铃声响到第五下,她才接。

“建民,怎么这么早?”

她的声音听起来和平常一样,带着刚起床的沙哑。

我看着手里的复诊单,没有立刻问她手术的事。

“妈,你今天要出门吗?”

电话那头停了一下。

“买点菜。”

“还有呢?”

“没了。”

她说得很快,像是早就准备好这个答案。

我闭了闭眼,把那张纸翻过来又翻回去。医院的名字、明早八点、周国强三个字,一样都没有消失。

“妈,周国强最近是不是去找过你?”

这次沉默更久。

楼下有车驶过,轮胎压过积水,声音从远处拖到近处,再慢慢散掉。

“你问他干什么?”

“他在我车里落了东西。”

“什么东西?”

我没有回答。母亲也没有追问,只在电话里轻轻咳了一声。

“建民,你别瞎想。”

“我没瞎想。”

“你上班去吧,别为这些事耽误了。”

电话被她挂断了。

母亲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让我别瞎想。可那张复诊单就在我手里:明早八点确认手术方案,紧急联系人却不是我,而是周国强。

可明早八点,医院里有人等着确认手术方案。

那个人本来应该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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