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秋，北京，徐海东面对即将公布的授衔名单，谈起自己的军衔时，态度出人意料地谨慎。他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授予大将”这件事上，反而提到两位老战友：萧克和王震。在他看来，这两人在革命战争中的职务、经历和贡献，都足以担任大将。
这番话并非客套。徐海东很清楚，自己在解放战争时期长期养病，已经无法像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前期那样亲临一线。因此，当时他曾表达过谦让意见，认为自己对后期战争贡献有限，军衔不宜定得过高。
徐海东的顾虑，和他的身体状况直接相关。1935年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担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东征等重要作战。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徐海东任旅长。
然而，长期负伤留下的病根，在抗战初期逐渐加重。1938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1940年后基本离开作战指挥岗位。对一名习惯在前线解决问题的将领来说，不能继续带兵打仗，本身就是沉重负担。
但评价徐海东，不能只看他后来有没有参加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是鄂豫皖根据地最具代表性的指挥员之一。黄麻起义后，他投入革命武装，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不断成长，先后担任重要军事职务。
1933年2月，徐海东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七十四师师长。1934年，红二十五军重建后，他与吴焕先共同指挥部队转战鄂豫皖。红二十五军长征人数不多，却行动迅速，连续突破封锁，成为最早抵达陕北的红军部队。
这支部队的长征并不是一帆风顺。程子华到达红二十五军后，担任军长，徐海东、吴焕先等人共同承担作战任务。1935年，吴焕先在甘肃泾川四十里铺战斗中牺牲，徐海东接过指挥重任，带领部队继续向陕北推进。
红二十五军抵达陕北后，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合，随后编成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参谋长。红十五军团很快成为陕北革命武装的重要力量，并在东征作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徐海东的战功，还体现在他带兵的方式上。他并不以保存实力为主要目标，而是善于抓住敌军薄弱环节，以突然行动打破僵局。部队伤亡很大，他本人也多次负伤，甚至留下了严重后遗症。
有老部下回忆，徐海东在战场上说话很简短：“打仗要靠胆，也要靠判断。”这句话虽朴素，却符合他一贯的指挥特点。敢于承担风险，同时根据敌情迅速调整部署，是他能够在鄂豫皖和陕北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
那么，他为什么会提到萧克和王震？
萧克在红军时期长期担任重要指挥职务。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时，他担任军团长，后来又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红六军团曾承担战略转移和牵制任务，行动区域广，战斗频繁，萧克在其中积累了丰富的兵团指挥经验。
从红军时期的职务层级看，萧克确实属于军团级将领。红一方面军中，林彪、彭德怀后来分别成为元帅；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同样是重要军事力量。萧克能够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其资历和指挥范围自然不低。
王震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在红六军团担任政治委员，后来长期负责部队政治工作与军事行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敌后坚持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又参加西北战场的多次战役，率部向西推进，为新疆和平解放和边疆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徐海东看重王震，并不只是因为职务。王震既能做政治工作，也能直接指挥作战，作风强硬，执行力很强。在西北战场，他带领部队长途行军、连续作战，表现出很强的组织和统率能力。
有人问徐海东：“既然组织决定授予大将，为什么还要推辞？”
徐海东回答的大意是，自己后来的作战经历少，萧克、王震仍在前线承担重任，论实际贡献，他们更有资格。
不过，军衔评定从来不是只看某一阶段的战绩。徐海东在红军创建和发展时期所起的作用，不能因为后来养病而被抹去。他在鄂豫皖保存并发展部队，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又参与创建红十五军团，这些经历本身就是人民军队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因此，徐海东的谦让没有改变最终结果。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这个决定，既考虑到他的早期军事实绩，也考虑到他在革命队伍中的历史地位。萧克后来被授予上将军衔，王震同样被授予上将军衔，三位将领的道路由此呈现出不同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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