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武汉，郑位三正在养病。此时的他没有担任国家机关职务，也没有具体行政岗位，却让负责评定待遇的工作人员犯了难：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同志，究竟该按什么标准安置？
有人提出：“是不是按照一般离休干部办理？”
这个意见很快被否定。郑位三的革命资历、历史贡献和当时的身体状况，显然不能用普通标准衡量。相关情况逐级上报，最终到了中央。毛泽东得知后作出批示，大意是郑位三劳苦功高，应享受副总理级待遇。
这件事看似是一次待遇评定，背后却牵涉一个问题：一名没有现任职务的革命者，怎样评价他在长期斗争中的分量？
郑位三是湖北黄安人，黄安后来改称红安。1925年，23岁的郑位三经戴克敏、戴季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的黄安，农民运动正在发展，很多百姓受教育程度不高，地方势力盘根错节，革命要在乡村落地，绝不是喊几句口号那么简单。
郑位三选择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他参与创办农民夜校，教群众识字，也把抽象的革命道理讲成容易听懂的歌谣和顺口溜。白天干活，晚上上课，煤油灯下坐着一排排农民。识字并非小事，它让群众开始能够看告示、读文件，也逐渐明白自己为何要参加农民协会。
教育之外，还要组织。
郑位三参与推动农民协会发展，建立农民武装，帮助农民在地方斗争中形成力量。到1927年，黄安农民协会已有相当规模，后来黄麻起义能够发动，与此前积累的群众基础密不可分。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湖北的革命形势迅速恶化。白色恐怖之下，郑位三参与重建黄安县委，并担任县委书记。那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起义军攻占黄安县城，虽然斗争后来遭到挫折，却在鄂豫皖地区打响了武装反抗的重要一枪。
起义失利后，队伍不能停留在原有区域。郑位三等人把目光投向柴山保。这里敌人控制较弱，群众基础也有发展空间。进入柴山保后，他没有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而是提出争取中小地主、孤立顽固分子，实行减租减息等政策。
这套做法很有分寸。
既要打击阻碍革命的势力，又不能把可以争取的人全部推到对立面。经过一段时间经营，柴山保逐渐成为鄂豫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到1930年前后，根据地不断扩大，郑位三在地方政权建设、群众组织和后勤保障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
他的长处，不只是做地方工作。
在鄂豫皖苏区形成后，郑位三先后参与苏维埃政权和财政经济工作，还组织青年参军，解决部队给养与地方动员等实际问题。战争年代，真正困难的往往不是作战命令，而是粮食、兵员、交通和群众是否愿意承担风险。郑位三长期处理的，正是这些看不见却决定成败的事务。
鄂豫皖苏区遭遇严重挫折后，主力部队转移，郑位三选择留下，坚持游击斗争。他担任过游击队伍的领导工作，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重新聚拢力量。伤病、饥饿和敌人的搜捕接连而来，父母等亲人也相继离世，但他仍没有离开这片根据地。
队伍中，人们尊称他为“位老”。有意思的是，那时他不过三十多岁。这个称呼并非因为年龄，而是因为他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威望，以及处理复杂局面的沉着。
经过持续组织，郑位三曾带出一支数千人的武装力量，其中不少后来编入红二十五军。他也由此担任过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对一名地方干部而言，能够把分散的群众力量转化为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已足以说明其领导能力。
抗日战争时期，郑位三在新四军工作。中原局、中原军区成立后，他与李先念共同承担中原地区的党政军领导任务。郑位三负责政治和组织方面的工作，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两人配合多年，关系十分密切。
1946年6月，中原突围开始。中原部队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分路突围，牵制了对方大量兵力，也保存了革命力量。这场行动被视为解放战争初期的重要军事行动之一。郑位三在其中承担的，是统筹地方党组织、部队思想和群众转移等大量工作。
突围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长期疾病使他难以继续承担一线职务。新中国成立后，郑位三主要在武汉休养。毛泽东曾派人慰问，刘少奇到武汉时也专门探望。对中央而言，他虽然不再站在公开岗位上，却从未被视为一名普通的退养干部。
因此，1955年评定工资和待遇时，工作人员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级别问题，而是如何给一位早年创建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参与中原斗争的老革命作出恰当安排。毛泽东的批示，既是对郑位三个人贡献的确认，也保留了那段革命历史中一份不应被忽略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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