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爸，我来接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约七八秒，才传来一声沙哑的、听着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挤出来的声音："不用来，我自己能走。"
我站在单位楼道的窗口边，外面是十月的风，手机攥得太紧，指节都凉了。父亲进去那年，我二十二岁，刚在县城找到第一份工作，试用期都没过完。
九年后，我三十一岁，有了媳妇，有了儿子，有了自己的车，日子过得算不上好，但也算站稳了。可有些东西，这九年从来没真正长出来过——那个位置一直空着，像一间没有门的屋子，住不进去人，也关不住风。
没有人去接他。大伯说，这种事，离远点才是正经。母亲在父亲进去的第三年就改嫁了，临走前跟我说，他进那扇门的那天起，这个家就散了，你往后跟我姓。我没跟她改姓，也没跟她走。我一个人留在那个老院子里，租出去两间屋，靠着房租和工资撑过了最难的几年。
我请了五天假，一个人开车，984公里，从我住的城市一路开到那个我从没去过的小城。
同事问我去哪，我说办私事。媳妇问我几天回来，我说快则三天，慢则五天。没有人知道我去干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我心里压着什么。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去接他，是应该的——我这么告诉自己。可我心里清楚，这九年，我跟他之间有些东西，从来没有真正说清楚过，我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可我没有想到，当父亲坐进副驾驶，从怀里的布袋里慢慢取出一封信，无声地递到我面前，然后开口说了一句话——
我当场泪崩了。
01
我叫陈明舟，在湘中一个叫桐溪县的地方长大，父亲叫陈国梁。
这个名字，在我们那条街上，曾经是响当当的。
桐溪县不大，街坊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家出了什么事，三天之内全县都知道。
父亲年轻时做过泥瓦匠，后来跟人合伙开了个建材铺子，卖砖卖沙卖水泥，生意好的时候，院子里的货堆得满满当当，来拉货的三轮车从早排到晚。
他这个人话不多，但讲义气，谁家盖房子周转不过来，他可以先赊账，等收了钱再说。那时候我上小学，每天放学路过铺子，总能看见他站在门口跟人聊天，烟夹在指缝里，笑得豪爽。
我妈叫周秀兰，娘家是隔壁岩口镇的，嫁过来之前是供销社的收银员，算账极快，眼神也利。
父亲做生意的钱，大半都是她在管。两个人在一起，吵架是常有的事，但那种吵架是日子里的吵架，吵完了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不伤筋骨。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家虽然算不上富裕，但至少是完整的。
这种完整，在我初中三年级那年，开始松动了。
父亲认识了一个人，叫刘大顺，是从省城下来跑工程的，四十来岁，西装革履，开着一辆当时县城里少见的黑色轿车，见人就笑，说话客气，出手大方。
他找到父亲，说有个乡镇改造的项目，需要大量建材，问父亲能不能供货，利润五五分。父亲当时没多想，觉得是天上掉馅饼，一口就答应了，还把家里这几年攒的积蓄全压进去，扩了仓库，备了货。
母亲那时候就说过："这个人我看着不踏实，笑得太圆滑，你多打听打听再说。"
父亲没听，说你一个女人家，懂什么生意。
那批货出了之后，刘大顺说款子要等项目回款才能结，一拖就是大半年。父亲去催，他说快了快了，再等等。又等了将近一年，刘大顺人间蒸发，电话打不通，省城那边的地址一问，根本查无此人。父亲这才知道，他从头到尾被人耍了。
那笔钱，是他这辈子最厚的一笔本钱，就这么没了。
那一年，我读高一。
家里的气氛从那之后就变了，母亲跟父亲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吃饭的时候两个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却像坐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父亲开始喝酒，有时候喝多了就坐在院子里不说话，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铺子还在撑着，但货越来越少，来拉货的车也少了，欠账的人看见父亲就绕道走。
02
我高考那年，父亲的铺子彻底倒了。
不是关门，是被人告上了法院。事情的起因是一批劣质水泥。
那批水泥是父亲从外县一个熟人那里低价拿来的，用在了县里一个新建小区的地基上。后来小区验收出了问题，承包方把责任往上推，查来查去，查到了父亲头上，说他提供了不合格建材，导致工程质量不达标，要赔偿损失。
父亲说那批水泥有合格证，是有人做了手脚嫁祸于他，但他拿不出证据。
合格证的原件找不到了，那个卖水泥给他的熟人早就联系不上。官司打了将近一年，父亲输了，赔了一大笔钱，铺子被法院查封拍卖，还不够，家里那套老房子也搭进去了一半。
母亲那一年瘦了将近二十斤，头发白了一大片。我在外地上大学，每次打电话回来，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好好念书，家里的事不用你管。"
但我怎么可能真的不管，我开始周末去做兼职，家教、发传单、餐厅跑堂，能挣一点是一点，每个月往家里打两三百块。
那时候父亲跟我通话很少，偶尔接了电话，也就几句：
"吃了没。"
"吃了。"
"钱够不够用。"
"够。"
"那就好。"然后挂掉。
每次打完这种电话，我坐在宿舍床上，看着窗外，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真正让这个家彻底散掉的，是父亲进去那件事。
我大二快结束那年的春天，父亲因为一桩债务纠纷，在县城街头和人动了手。对方是个放高利贷的，姓卢，大家叫他卢老二，在本地有几个跟班，平时横得很。
父亲欠了他一笔钱，利滚利越滚越多，卢老二带人上门催债，言语之间极尽羞辱，还动手推搡了我母亲。父亲当场爆发，双方厮打起来，父亲抄起门口的一根铁棍，把卢老二打成了重伤，颅骨骨折，在医院里躺了将近三个月。
父亲被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判了九年。
开庭那天，我请假赶回来，坐在旁听席上，看着父亲被押进来，穿着灰色的马甲，手上戴着手铐，低着头，脚步稳，没有哭，也没有喊冤。
宣判结果的时候，他只是点了点头，像是早就知道会是这样。
那一刻我坐在旁听席上，手心全是汗，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也没有资格说什么。
03
父亲进去之后，家就真的散了。
母亲撑了两年多，最后还是撑不住。她那时候身体也不好，胃病越来越严重，每天吃不下饭，整个人像一根蜡烛，燃得越来越细。后来是大姨牵的线，隔壁镇上一个丧偶的男人，老实本分，有一套房，条件不差。
大姨私下跟我说："明舟，你妈这辈子跟着你爸吃了太多苦，你要想开。"
我没说什么。
母亲改嫁的前一天晚上，来到我租的那个小单间里，坐在床边，把攒了半年的两千块钱塞到我手里，说："往后你自己顾好自己，你爸那边，你能去就去，不能去也别勉强，他这个人，面子要强，不会求人的。"
我问她："你恨他吗？"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说："恨过，但恨累了。"
然后她站起来，走了。我坐在那个小单间里，窗外是路灯，橘黄色的光打在地板上，我数着地板砖的缝，一直数到天亮。
母亲改嫁之后，大伯一家跟我的来往也渐渐少了。
大伯这个人，一辈子爱惜羽毛，最怕别人说闲话，父亲这件事让他在亲戚圈里抬不起头，逢年过节勉强打个电话，说几句场面话，就算完事。
有一次他喝了酒，在电话里跟我说："明舟啊，你爸那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误了他。你跟他不一样，你稳，你往后走你自己的路，跟那边的事少牵扯。"
我嗯了一声，挂掉电话，再没主动打过去。
父亲在里面的这九年，我去探视过三次。第一次是他进去的第二年，我刚大学毕业，找到工作，稍微站稳了脚跟，才有余力去。
那次见面隔着玻璃，父亲比进去时瘦了一圈，脸色蜡黄，眼神却是定的。我们说了大概二十分钟的话，大部分都是他问我：工作怎么样，住的地方怎么样，够不够吃，钱够不够花。
我说都好，他点头，说好就行，然后把话题拐到别处去了，再没提自己半句。
那次分别，我走出那扇门，在门口站了将近五分钟，才缓过来，往停车场走。
04
第二次探视是父亲进去的第五年，我结婚前夕。
我媳妇叫谢婷，是我在公司认识的同事，湖南本地人，性格直，说话不绕弯。
我们谈了两年多，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她问我："你爸那边怎么算？"我说："婚礼他来不了，但我想在之前去看他一次。"
谢婷沉默了一会儿，说："去吧，该去的。"
就这一句话，我记了很多年。
那次探视，父亲听说我要结婚，脸上有一瞬间的动容，很快收回去，只是问："姑娘家里怎么样？人好不好？"我说都好，他点点头，说："那就好，好好过日子。"
临走前，他说带两条烟进来，里面的人情世故，有时候靠这个打点。我下次探视带了，他隔着玻璃跟我说谢谢。我第一次听他对我说谢谢，鼻子一酸，强撑着没让眼泪出来。
第三次是父亲服刑第七年，那时候儿子刚满两岁。我带了儿子的照片，父亲盯着照片看了很久，手指轻轻摩挲着照片的边缘，半天没说话。
后来他把照片放在桌上，用两根手指轻轻按住，问我："叫什么名字？"
"陈子彦。"
他重复了一遍，"陈子彦"，像是在把这三个字刻进去，然后抬起头，说了一个字："好。"
那次分别的时候，他叫住了我，说："明舟，你不用记挂这边，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就行。"
我说："知道了。"然后走出了那扇门。
那是我们在那扇玻璃后面的最后一次见面，再下一次见面，就是今天。
05
父亲刑满的消息，是监狱方面打电话通知我的。
我当时正在办公室开会，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两下，等散会了才看，是一个陌生号码，我回拨过去，对方说是桐溪监狱的工作人员，说陈国梁刑满释放日期是下个月的十二号，按规定提前通知家属，问是否有人来接。
我说，有，我来。
挂掉电话，我坐在椅子上，看着桌上的一堆文件，脑子里空了将近五分钟。当天晚上回到家，我跟谢婷说了这件事。
她在厨房炒菜，听我说完，把锅铲放下，转过来看我，问："你想去接？"
"嗯。"
"那就去。"她说，"请几天假，开车去，路上慢点。"
我以为她会有顾虑，毕竟这些年公公这边的事，她跟着我一起扛过不少，外头那些风言风语，她也听过不少，从没埋怨过一句。
我看着她，她擦了擦手，说："他是你爸，去接他回来，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第二天我去找主任请假，主任姓黄，五十出头，在这个单位做了二十多年，说话直接但不刻薄。我说家里有事，要请五天假，他问是什么事，我想了一下，说实话了："我父亲刑满释放，我要去接他。"
主任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批了，路上小心。"
没有多余的问题，没有多余的眼神，就这么批了。我走出主任办公室，心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不是感动，是一种被人当成正常人对待的、久违的感觉。
那天下午，我打了个电话给父亲，通过监狱方面转接，就是引言里那通电话，他说不用来，我说我知道，我还是来了。
06
出发那天是星期一，早上五点半。
谢婷给我装了一箱东西放在后备箱，里头有吃的，有换洗的衣服，还有一件厚外套。她说："里面出来，身上的衣服可能不够厚，你给他带着，路上如果冷，让他穿。"
我把箱子打开看了看，里头还夹了一个信封，我抽出来，谢婷说："两千块，你看着用，别让他空着手回来。"
我站在那里，攥着那个信封，没说话。
儿子那时候还没醒，谢婷站在门口，头发没梳，睡眼惺忪，但眼神是清醒的，说："去吧，路上发消息。"
我开车出了小区，路灯还亮着，天还没全亮，路上几乎没什么车，导航显示，到目的地九百八十多公里，预计行驶时间约十个小时，加上中途休息，差不多十一二个小时。
我把音乐打开，放了一首老歌，是父亲年轻时候常听的那种，磁带时代的歌，现在的电台偶尔还播。车开上高速，城市的轮廓慢慢退到后视镜里，天边开始泛出鱼肚白，路两边的树木在晨光里还是黑色的，偶尔有几辆货车从旁边超过去，灯光一扫，路面亮了一下，又暗下来。
开了将近四个小时，我在一个服务区停下来加油，顺便买了杯热咖啡。服务区里的人不多，有几个货车司机坐在餐厅角落里吃早饭，说话声音很大，笑得很敞亮。
我端着咖啡，站在玻璃门边上，给谢婷发了条消息，说到服务区了，一切正常。她回了个"嗯"，然后发了张照片，是儿子刚睡醒坐在床上的样子，头发乱得像个鸟窝，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镜头，表情莫名其妙。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把咖啡喝完，上车继续走。
过了午后，我进入了那个小城的地界。这是一个我从没来过的地方，在地图上看只是湘中丘陵地带的一个普通小城，县级市，城区不大，街道比桐溪县还要窄一些。我按着导航开进去，路两边是那种上了年纪的梧桐树，叶子已经黄了大半，铺了一地，风吹过来，哗哗地滚。
我在城郊一个小旅馆订了一晚上的房间，把车停好，放了行李，洗了把脸，出来在附近一个小饭馆吃了碗米粉。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端上来问我是不是外地来的，我说是，她说这边米粉没有你们那边的辣，你要辣多放点，桌上有辣椒酱。
我说谢谢，低头吃粉，没再说话。
07
回到旅馆，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睡不着。
这一路我脑子里转的，大部分都是父亲的事，但不是那些大事，是一些细碎的、藏在角落里的东西。比如他年轻时候有个习惯，家里不管什么东西坏了，他都自己修，锅盖的把手断了，他用铁丝绕两圈，能用好几年；自行车的链条松了，他蹲在地上鼓捣半小时，修好了拍拍手，擦都不擦就去吃饭。
那时候我觉得他麻烦，现在想来，那是一个男人扛着一家人的方式，能省则省，能撑则撑，绝不轻易开口说难。
还有一件事，是我一直没跟任何人说过的。
父亲被带走那天，是秋天。院子里那棵桂花树正在开花，满院子的香气，浓得化不开。
警察来的时候，父亲正蹲在院子里刷鞋，刷的是一双黑色皮鞋，很旧了，鞋面都有些开裂，但他刷得认真，用小刷子把鞋底的泥一点一点剔出来。
他站起来，看了警察一眼，没有反抗，也没有说话，走回屋里换了一件外套，把扣子从下往上一颗一颗扣好，出来，跟着人走了。
走之前，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我记了整整九年。不是求饶，不是解释，不是愤怒，是一种我那时候没有能力读懂的东西，现在躺在这个陌生旅馆的床上，我还是读不懂。
那双刷好的皮鞋，他没有穿，就那么摆在院子里，我后来把它收进纸箱，压在柜子底层，至今没有扔。
第二天早上六点，闹钟一响我就醒了，洗漱，穿衣，把谢婷装的那件厚外套单独叠好，放在副驾驶座上。出发前，我在旅馆门口坐了一会儿，抽了根烟——我平时不怎么抽烟，这根是前一天在服务区顺手买的，买了也没开，就这么带着，到了这一刻才拿出来。
烟抽了一半，掐掉，上车。
08
监狱在城郊，沿一条省道走了大概二十分钟，远远就看见了那堵灰色的高墙，在早晨的光线里显得格外厚重。
我把车停在路边的一片空地上，离门口大概五十米，关掉发动机，就那么坐着，看着那扇门。门口没什么人，只有一个穿制服的人站在门卫亭里，偶尔走出来看一眼，又走回去。
七点半左右，陆陆续续来了几辆车，有家属来接人的，停在旁边，有人站在车边抽烟，有人坐在车里等，大家都不说话，各有各的沉默。
我坐在驾驶位上，看了一眼手表，离八点还有二十多分钟。
就在这段等待里，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是关于卢老二的。
父亲打人那天，起因是卢老二带人上门推搡了母亲，但有一个细节，当时我不在场，是后来听邻居说的——卢老二在推搡母亲之前，还当着街坊的面，把父亲这些年的事翻出来挨个数落，说他被人骗、输了官司、家里一分不剩，还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就你这种人，老婆都不要你，儿子迟早也跟你划清界限。
父亲当时没有立刻动手，他就站在那里，听卢老二说完，脸色一点一点变白，然后才抄起了那根铁棍。
这件事我后来想了很多次，父亲到底是被那句话点燃的，还是在那一刻想到了别的什么——我不知道，从来没有人跟我说清楚过。
我也从来没有机会当面问他。
手表的表针走到了七点五十八分。
我把座位调正，深呼吸了一下，看向那扇门。
八点整，门开了。
09
门开了一条缝，然后慢慢推开。
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深色外套的男人，低着头走了出来，背着一个布袋，脚步很慢，像是还不太适应外面的地面，每走一步，都停顿那么一下。
我盯着他，心跳得有些快，直到他抬起头，我才认出来，那是父亲。
他比我记忆里矮了——不是真的矮了，是整个人的气势塌了，肩背弯了，像一根经年被压的枯木。他扫视了一圈门口，没有看见我。我打开车门，走出去，站在路边，喊了一声：
"爸。"
他愣了一下，循着声音转过来，看见我，脸上浮出一种我这辈子最难以描述的表情，他站在那里，没有动。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离他大概两步远。
他比我印象里老了太多，额头的纹路深刻，鬓角全白了，眼睛里有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神色，像一潭很深的水，表面平静，底下不知道藏着什么。
"你怎么来了？"他声音沙哑。
"来接你。"
"我说不用来。"
"我知道，我还是来了。"
他沉默了一下，把布袋往肩上紧了紧，低下头，没再说话。我走到副驾驶那边，拉开车门，说："上车吧，爸。"他站了一会儿，才慢慢走过来，弯腰，坐进去。
我关上车门，走到驾驶位坐下，发动了车。
车里很安静，只有发动机的声音。父亲把布袋抱在腿上，我把车开上路，谁都没开口。副驾驶那边，他靠在椅背上，偏着头看窗外，城郊的田野和矮山从车窗边一帧一帧退过去，他的侧脸在光线里看着很陌生，又很熟悉，像一张我认识了三十多年、却从未真正看清楚过的脸。
就这样沉默地开了将近二十分钟，我把谢婷准备的那件厚外套从后座取过来，放到他腿上，说："天凉，穿上吧。"
他低下头看了看那件外套，手放上去，摸了一下，没有说话，但也没有推开。
导航显示还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天气放晴了，阳光照在路面上，远处的山连绵起伏，树木是深绿色的，偶尔有几棵开始泛黄。
我把窗户摇下来一条缝，风灌进来，带着一种潮湿的草木气息。
就在这时，我余光里看见父亲的手在动——他在慢慢解开布袋的绳子，我没有转头。又过了一会儿，他从布袋里取出一个东西，放在膝盖上。是一封信。
信封已经泛黄，边角都折了，上面没有地址，没有邮戳，只有正面用铅笔写着三个字——
"给明舟"。
我的手在方向盘上收紧了。
父亲把那封信，无声地递到我面前。
我慢慢把车靠向路边，停下来，熄了引擎。车窗外，远处的山还是那道绿，阳光静静地铺在路面上，风吹得树梢轻轻摇。
我低下头，接过那封信，颤着手，慢慢撕开信封口，抽出里面的信纸。信纸叠了很多层，展开来，密密麻麻全是字，是父亲的字，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下笔很重，纸都洇了。
我从头开始看，越看，手越抖。看到最后一行，我抬起头，看向父亲。他侧着脸，望着车窗外，眼眶通红，一动不动。我嘴唇动了动，喉咙里像是堵了什么，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父亲转过头，看着我，沉沉地开口，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像一把什么东西，直接戳进了我胸口，我当场泪崩了。
那封信里藏着的东西，彻底颠覆了我对这九年的所有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