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60年10月，北京城内外兵荒马乱，恭亲王奕訢奉命与英法方面交涉。面对强敌，他一面周旋谈判，一面设法保住清廷的基本体面。有人由此设想：如果当年坐在皇位上的不是咸丰，而是这位六弟，大清是否会避开后来的衰败？
这个假设有道理，却不能只看奕訢的聪明才智。皇位更替不是换一个人那么简单，尤其是道光帝去世时，清王朝面对的已不是普通的继承问题，而是一副内外交困的沉重担子。
1850年，道光帝病逝。奕訢当时只有十七岁，咸丰帝奕詝也不过十九岁。道光最终选择奕詝，并非完全因为杜受田临场设计，更不能简单说成“看走了眼”。在传统皇位继承观念中，长幼、品行、名分都很重要，奕詝表现出的恭谨孝顺，恰好符合皇帝对守成之君的期待。
咸丰即位初期，并不是毫无作为。他很快打击穆彰阿一派，试图整顿官场，改变道光后期因循敷衍的风气。问题在于，他刚准备施展手脚，太平天国运动便在1851年爆发，随后各地动荡接连而来，朝廷原本就并不宽裕的财政很快被拖入深渊。
太平天国并非一场局部骚乱。它席卷南方大片地区，清军正规力量屡遭挫败，八旗、绿营的弊端暴露得十分彻底。咸丰起初对汉族地方官员和团练力量并不完全放心，曾国藩等人的作用没有及时得到充分发挥。等到朝廷逐渐转向依靠湘军、淮军时，战争已经扩大，地方势力也随之坐大。
若由奕訢继位，他或许会更早看清这一点。奕訢善于判断形势，办事较为果断，对汉臣的使用也可能更加灵活。不过，这种推测仍有一个前提：一个十七岁的皇子，能否在登基后立刻摆脱宗室、军机大臣和满洲贵族的牵制？
真正让清廷陷入深重危机的，是内乱与外患同时压来。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北逃热河。奕訢留在北京主持议和，承担了极其棘手的局面。有人曾问：“王爷为何答应这些条件？”奕訢只能回答：“先保京师与朝廷，再图后计。”
这段经历说明，奕訢在外交上确实比咸丰更具应变能力。他懂得辨析列强之间的矛盾，也知道谈判必须建立在现实力量之上。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给清廷带来屈辱，却使战争暂时停止，清政府得以集中力量处理国内危机。
但议和大臣与最高统治者，面对的并不是同一张考卷。前者只需在坏局面中争取余地，后者却要承担财政、军队、官僚体系和地方秩序的全部责任。奕訢若登基，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凭一次外交表现作出判断。
咸丰帝在镇压太平天国方面并非一无是处。到1860年前后，曾国藩等地方力量逐渐成为主力，清军开始扭转颓势。遗憾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打断了这一进程，也击穿了咸丰对局势的信心。1861年8月22日，他病逝于热河，年仅三十岁。
奕訢后来展现出的另一面，也值得放进这个假设中考量。1861年咸丰死后，他与慈禧、慈安共同发动辛酉政变，清除顾命八大臣，成为议政王，并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时的奕訢权势极盛，军政、外交和皇室事务几乎都能插手。
权力越集中，性格缺陷越容易显露。奕訢有才气，也有宗室亲王的傲气，处理政务时不愿处处退让。对两宫太后的态度若过于强硬，便会让合作变成互相防范。慈禧并不缺乏政治敏感，她很快意识到，奕訢若继续坐大，皇权就可能被亲王牵制。
1865年，奕訢被罢免议政王等职务；1884年，清廷又因甲申易枢将其逐出权力核心。两次打击表明，他擅长办事，却不一定擅长经营长期的权力关系。若他一开始就是皇帝，面对的将不再是太后，而是整个宗室集团与官僚集团。
更大的限制，来自他的改革边界。奕訢推动洋务，重视制造枪炮、训练军队、兴办近代工矿，也支持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些举措比单纯排斥西方更务实，但核心仍是“中体西用”：可以学习技术，却不愿触动君主专制、官制和权力结构。
因此，奕訢若继位，大概率会比咸丰更重视外交，更早任用汉族官员，也可能减少一些决策失误。可他未必能够改变清王朝积累多年的制度困局。一个更精明的皇帝，能够让危局处理得更稳，却未必能让旧制度重新获得生命力。至于慈禧后来所展现的耐心、手腕与权力控制能力，奕訢即使才华出众，也未必胜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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