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0月9日，央视新闻消息，伊拉克高级安全官员表示，伊拉克拒绝了叙利亚提出的遣返数千名涉嫌“伊斯兰国”成员的请求。这些人今年早些时候从叙利亚拘留中心被转移至伊拉克拘留。一个拒绝遣返的决定，再次把全球反恐责任分配的老问题推到台前。
拒绝遣返首先是安全逻辑，不是简单的不合作。伊拉克担心，一旦这批人被移交或释放，可能重新加入“伊斯兰国”在伊叙两国的残余网络。该组织虽已失去大片领土，但其细胞组织仍周期性发动袭击，在押人员中不乏高级成员。伊拉克方面早已表明，在伊拉克境内犯罪的人应依据伊拉克法律接受审判。对经历过2014年至2017年“伊斯兰国”暴行的伊拉克社会而言，这种“不敢放”的焦虑并非杞人忧天。
但更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包袱最终落在伊拉克手里？这背后是国际反恐的“责任外包”。相当比例的被转移者已被剥夺国籍或处于无国籍状态，一些西方国家近年来不断扩大剥夺恐怖主义嫌疑人公民身份的权力。数十个国家在遣返本国在押公民问题上持续犹豫，把法律、人道和安全负担转嫁给伊拉克。伊拉克此前就公开表示，关押“伊斯兰国”人员的安保和经费不应由伊拉克单独承担。然而，伊拉克向美国及国际联盟请求的5亿美元拘留费用支持，至今仍在等待。拒绝遣返的另一面，是伊拉克被迫扮演“世界监狱”。
即便伊拉克坚持自行审判，司法超载的风险也无法回避。伊拉克监狱此前已处于约200%的超负荷状态。更值得警惕的是，布卡营地的历史教训显示，监狱中的激进化曾催生“伊斯兰国”最初的领导层。伊拉克反恐法长期被批评定义宽泛、依赖逼供、量刑严苛，逊尼派社区认为这些法律在蓄意针对其成员，可能反而强化反国家情绪。在押成年人还可能面临不符合国际公平审判标准的诉讼程序和潜在的死刑判决。如果只关不审、不康复、不去激进化，拘留设施就可能变成新一代极端主义的孵化器。
伊拉克出于安全拒绝遣返，但拒绝之后必须面对司法超载；而司法超载的根源，恰恰在于国际社会把责任外包给伊拉克，却不提供足够支持。拒绝遣返可以短期止血，但不能替代长期方案。反恐不是“谁接壤、谁接收、谁审判”的单选题，而应是原籍国、叙利亚、国际联盟和伊拉克共同分担的多边责任。否则，今天的拒绝，只会变成明天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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