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5年，河北石家庄，董用威终于等来了一条牵挂多年的消息：经过有关部门和多方人员查证，父亲董振堂的遗骸有了明确下落。那一年，他已经年过八旬。对别人而言，这或许只是一项迟到的确认；对董用威来说，却是半个多世纪不曾放下的心事。
董用威对父亲最早的记忆，停留在1928年冬天。那时，董振堂任西北军第13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家人曾被接到洛阳团聚。只是，孩子年幼，父亲的身影并没有真正留在记忆里。一家人相处不过半个多月，便又回到了新河老家。
那次分别，竟成了永别。
董振堂虽身居高位，家中生活却很朴素。勤务人员多送来的饭菜，他常让人退回；夫人穿的也是普通布衣。临别前，他还宽慰母亲：“我这一辈子，不会吸烟、喝酒，也不会寻小老婆。”这番话听来平常，却透露出一个军人对家庭的郑重承诺。
此后的董振堂，走上了与旧军队彻底不同的道路。
1931年，他任国民党军第26路军第73旅旅长，被调往江西参加所谓“剿共”。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这让董振堂越来越难以接受。12月14日，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董振堂率部加入红军，起义官兵达1.7万余人。
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矛盾积累后的选择。原本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在旧军队中一路升至师长的董振堂，已经看清了军阀混战和内战给普通百姓带来的苦难。他后来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为工农群众谋求解放。
宁都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董振堂任副总指挥。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将自己的积蓄3000块银元交作党费。毛泽东得知后，劝他留下一些钱，也给家里寄一点。
董振堂回答：“我要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党，包括生命。”
毛泽东并未接受他全部交出的做法，经过劝说，董振堂最后留下了300块银元。这件小事，既能看出他的坚定，也能看出革命队伍对干部个人生活的实际照顾，并非只讲牺牲，不顾家庭。
同年，他给家中写信，称自己平安无事，还嘱咐家人遇到兵匪灾祸，可投奔亲属避难。家人收到信后稍稍安心，却不知道这封信里有“报喜不报忧”的成分。董振堂已经离开原来的军队，成为红军将领，而这也是家人与他最后一次通信。
长征开始后，董振堂率红5军团承担多次阻击和掩护任务。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等行动中，这支部队常常处在最危险的位置。主力部队需要转移，他们就留下来顶住追兵；道路难行，他们还要不断收拢掉队人员。久而久之，红5军团形成了顽强坚韧的作战风格，被称为“铁流后卫”。
1936年10月，西路军西进，董振堂率红5军随军行动。12月底，部队攻占甘肃高台。董振堂在当地开展宣传和群众工作，但形势很快恶化。1937年1月，马步芳部包围高台，红5军被迫在城内坚守。
高台城墙低矮，防守条件十分不利。激战持续九昼夜，部队伤亡严重，援军又迟迟不能到达。危急时刻，董振堂登上城楼，对干部和战士说：“敌人上来了，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我们要血战到底。”
说完，他冲向阵地。
高台失守后，董振堂和数千名红军指战员牺牲。1937年1月，董振堂年仅42岁，是西路军牺牲的高级将领之一。敌军还曾割下他的头颅示众，这一消息传到延安后，给红军将士带来巨大震动。中共中央为他举行追悼活动，毛泽东称赞他是“坚决革命的同志”。
董用威一家直到多年后才得知父亲牺牲。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多次搜查威胁，全家被迫离开故乡，辗转到安徽生活。战乱中，董振堂留下的物品几乎全部散失，只剩一张旧照片。照片后来被烧去一角，董用威便设法复印，将它一直保存着。
新中国成立后，董用威从父亲的战友和历史资料中，逐渐拼出了那个陌生而又亲近的父亲。他没有借助父亲的名望谋求特殊待遇，1957年迁到石家庄后，从普通技术员做起，后来成为高级工程师。他说：“没有躺在父亲的功劳簿上，要勤勤恳恳工作，清清白白做人。”
然而，工作和生活上的自立，并没有冲淡他寻找父亲遗骸的念头。河西走廊地形复杂，年代久远，相关线索又曾多次中断，查找并不容易。董用威坚持搜集资料、走访知情者，也得到有关部门协助。2015年，经过长期查证，父亲遗骸终于得到确认。
那张缺了一角的照片，陪伴董用威走过了漫长岁月；而关于董振堂最后归宿的寻找，也在这位独子晚年完成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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