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媒体最近给政府出了一个颇为大胆的主意:既然联合国迟迟不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日本何不停止缴纳会费,甚至干脆退出联合国?
这事儿听着还真有点耳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刚在联合国大会上强调国际合作,国内就有人盘算着退群。前脚要求改革规则,后脚又有人准备不玩了,这反差着实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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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琢磨的是,日本上一次因为不满国际组织的决定而宣布退出,恰好发生在93年前。1933年,日本退出国际联盟,此后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今天的历史背景早已不同,可那段往事依然提醒人们:当一个国家对国际规则产生强烈不满时,究竟选择耐心协商,还是转向对抗,结果可能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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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日本如今面对的真正难题,不只是联合国宪章里的几行文字,而是如何处理战争历史留下的记忆,又怎样让亚洲邻国对其不断变化的防卫政策放心。
一边希望删除历史标签,一边持续增强军事能力。日本究竟想改变什么?这场突然冒出来的退群争论,值得好好说道说道。
日本媒体突然喊退群,几百亿会费成了理由
事情的起点,是高市早苗9月22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
高市在纽约强调,日本加入联合国已经70年,长期参与国际事务,认为《联合国宪章》中有关二战敌国的历史条款,应当尽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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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提出改革安理会,认为现有结构反映的是1945年的国际格局,应该根据今天的国际现实作出调整。
日本的诉求很明确:既希望消除战后历史留下的特殊表述,也希望获得更大的国际事务发言权可问题来了,联合国改革牵涉那么多国家的利益,哪是一场演讲就能敲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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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日本国内有人坐不住了。9月29日,平井文夫在富士新闻网发表文章,直接讨论日本是否应该考虑退出联合国。
他还算了一笔账:日本每年缴纳约367亿日元联合国常规会费,分摊比例仅次于美国和中国,却始终没有拿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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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交了不少,历史条款没删,联合国改革又迟迟难有突破。部分日本舆论对此感到不满,甚至提出暂停缴纳会费施压的建议。
这算盘打得确实响。不过,联合国不是商业公司。交了多少会费,与能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本来就不是一笔直接兑换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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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二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密切相关。日本想增加影响力,可以推动改革,但修改宪章必须通过复杂的国际协商程序。
更何况,高市在联大仍强调多边合作,日本政府也没有宣布退出联合国。媒体人的退群建议,与政府正式政策之间还有明显距离。然而,日本为什么对这些历史条款如此在意?答案还得从93年前说起。
93年前日本退出国联,后来发生了什么?
1933年,日本也曾因不满国际组织的决定,选择退出国际联盟。不过,要说清楚哪次退群,还得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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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以此为借口发动军事行动,迅速侵占中国东北大片领土。1932年,日本又扶植伪满洲国,试图将军事侵略形成的既成事实,包装成所谓独立建国。
面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中国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要求调查事实、维护中国主权。国联随后派出以英国外交官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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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李顿调查报告公布。报告虽然在部分问题上对日本作出妥协,却明确指出,日本的军事行动不能被认定为正当自卫。
报告还认定,伪满洲国的建立与日本军事力量密切相关,并非当地民众自主决定的结果。这就把日本当时的外交算盘打乱了。日本原本希望国际社会接受其在东北制造的既成事实,结果却没有得到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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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进行表决,结果是42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唯一投下反对票的,就是日本。
日本代表团随后退席,并于同年3月27日正式通告退出国际联盟,两年后完成退出程序。然而,离开国际组织,并没有让日本停止军事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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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经历了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
从侵占东北到全面侵华,日本军国主义不断突破地区和平与国际秩序的底线,最终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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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再看1933年,最值得记住的,不是日本代表当年退席的场面,而是拒绝国际约束之后,军事扩张如何一步步走向失控。
今天的日本与当年的历史环境已经不同,部分媒体讨论退群,也不代表政府作出了相同选择。
但历史留下的警示依然值得认真对待。国际协调可以存在分歧,改革也可以遇到困难,可如果因此不断升级对抗,最后付出的代价往往更加沉重。
敌国条款为何难删?真正的门槛藏在宪章里
说到这里,还得弄明白一个问题:日本为什么这么在意“敌国条款”?所谓敌国条款,主要涉及《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是二战结束后建立联合国时形成的历史性规定。
其中涉及的敌国,是二战期间与宪章签字国处于敌对状态的国家,包括当年的日本、德国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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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1956年加入联合国,此后长期参与国际事务,还多次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但相关历史文字始终保留在宪章正式文本中,日本历届政府也因此多次提出删除要求。
有意思的是,联合国内部其实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199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认定相关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并表达推动删除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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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联合国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再次提出,应删除宪章中涉及敌国的相关表述。然而二十多年过去,这些文字依然没有从正式宪章中消失。
原因之一,就是修改《联合国宪章》并不容易。根据第108条,修正案需要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成员支持,还必须获得三分之二会员国批准,其中包括全部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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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中、美、俄、英、法五国的批准,都是相关修正案正式生效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媒体格外关注中俄态度。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多次对日本安全政策提出批评。
9月23日,中国外交部回应高市早苗的讲话时,强调敌国条款具有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次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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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俄罗斯外交部也公开批评日本近年来的再军事化趋势,强调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中俄的这些表态,让日本推动删除条款的外交任务更加受到关注。不过,今天对国际争端中使用武力是否合法,仍需依据《联合国宪章》关于禁止使用武力、自卫权和安理会授权等现行规则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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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场争论真正复杂的地方,是历史条款的政治象征意义,与当前国际安全问题交织在了一起。
日本希望删除历史文字,中国和俄罗斯关注战后秩序与地区安全。双方争论的背后,是历史记忆和现实政策之间的信任问题。
而信任,恐怕比修改几行文字更难建立。
一边强调和平,一边增加军备,日本如何解释?
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强调,日本长期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希望继续为国际和平作出贡献。与此同时,日本近年来确实不断加强防卫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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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发展远程打击与反击能力,以及改造出云级护卫舰,使其具备运用F-35B战斗机的条件。
2022年,日本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重要文件,提出到2027年度,使防卫能力强化及相关支出规模达到2022年度GDP约2%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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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日本长期奉行的防卫支出约占GDP百分之一的政策惯例,已经出现重大调整。日本政府认为,周边安全环境发生变化,需要通过增强自身能力提高威慑效果。
但对于亚洲邻国而言,日本军力建设的方向和实际用途,同样值得关注。毕竟,东亚地区有着沉重的战争历史,很多国家对日本军事政策变化的敏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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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强调和平国家身份,一边增强远程打击能力,日本需要解释清楚,这些力量将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又如何避免增加地区紧张。
高市早苗希望日本过去70年对联合国的贡献得到充分认可。中俄则强调,日本必须正视历史,通过实际行动建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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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对敌国条款有不同看法,但地区和平与稳定,始终是绕不开的共同议题。至于日本媒体提出的暂停会费、甚至退出联合国,这条路恐怕也不轻松。
《联合国宪章》没有明确规定成员国退出的完整程序。长期拖欠会费,还可能依据第19条影响其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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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多年经营的外交网络、多边合作渠道以及国际组织影响力,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说到底,退出国际组织很容易被写成一个响亮标题,真正算起长期利益,却是一笔相当复杂的账。
93年前,日本选择退出国际联盟,没有改变国际社会对其侵略行为的判断。今天,日本希望推动联合国改革,同样需要面对各国不同的利益与历史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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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日本真正需要争取的,不只是删除敌国条款,更是让周边国家对其历史态度、安全政策和未来发展方向形成稳定信任。
国际地位可以通过外交努力不断提高,军事实力也可以随着经济投入发生变化,但历史留下的疑虑,终究需要长期行动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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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洲人民来说,最重要的从来不是日本能不能删除宪章中的几个字,而是各国能否共同维护一个不再重演战争悲剧的未来。
历史可以翻页,但不能随意改写;条款可以讨论修改,信任却无法靠一场演讲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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