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苏联的宣传画上,工人一手握锤一手捧麦穗,笑得跟过年似的。但真正在那儿住过的人都知道,商店里的货架跟画报上的笑脸是两码事。钱其琛在莫斯科前后待了十年,回国后写了一句话,大意是,我们最初深感诡异,想不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了几十年的苏联,人们还是吃不饱饭呢?
1954年,二十六岁的钱其琛第一次踏上苏联的土地。那时候的莫斯科确实有底气。红场阅兵,坦克一辆接一辆碾过石板路,天上的飞机排成方阵。他先在中央团校学习,后来进了驻苏使馆。他在回忆里说过,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就是现代化的样板。工业、军工、航天,每一样都摆在全世界面前。
但样板归样板,日子归日子。
他在使馆区附近散步,看见过莫斯科主妇凌晨五点钟站在面包店门口,队伍从门廊拐到街角,玻璃窗上贴着一张到货通知,纸边被风掀起来,又被人按回去。那时候苏联人的平均月工资大概七八十卢布,黑市上一条牛仔裤能卖到一百五。一个普通工人想穿条像样的裤子,得攒两个月。
1972年他再回莫斯科,坐了一周的火车从北京过去。车窗外还是大片白桦林,车站还是那些车站,连站台上卖面包的老太太都好像没换过人。他在回忆录里写,那段路让他觉得苏联明显放慢了。
一个国家能把人送上天,却搞不定一条像样的裤子。这事说给谁听谁都觉得荒唐,可它就是发生了。
震动归震动,面包还是要排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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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有个叫瓦莲京娜的老太太,在家具店排了十个月的队,就为买一张沙发。她登记的时候排在第703位,后面还有八百多人等着。每个月得去店里报到一次,后来变成一周一次,证明自己还活着,还想要那张沙发。她跟记者说,等沙发到了,那才叫解放。
还有一个叫阿纳托利的记者,专门研究排队这件事,写了本书叫《队伍的心电图》。他说队伍里的人特别残酷,谁要是不按时来签到被划掉了名字,剩下的人会欢呼。资源就那么点,少一个人分,自己就多一分机会。
你在莫斯科街头走一圈就明白了。那边是特供商店,货架上摆着进口的法国红酒和意大利皮鞋,门口站着穿制服的警卫,只认证件不认钱。这边是普通商店,老百姓排着长队,货架上稀稀拉拉摆着几罐腌黄瓜。一个苏共高级干部一家子花在吃上的钱,占收入的一成都不到。普通工人呢,六七成收入得填进嘴里。
钱其琛在苏联待了那么多年,不可能看不见这些。他后来做了外交部长,再后来做了国务院副总理,一辈子跟国际关系打交道。苏联解体那会儿,他正在任上,亲眼看着那个庞然大物轰然倒下。我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起莫斯科街头的面包队伍,想起凌晨五点钟站在寒风里的那些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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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经济数据现在被翻出来重新算过。有学者说,官方统计里那些增长,很多是虚的。工厂报产量的时候往多了报,中间部门往上加,等报到了中央,数字好得不像话。农场报粮食产量,报了数交不上粮,就找各种理由。一层骗一层,骗到最后,整个国家的账本跟实际情况差了一大截。
钱其琛的疑惑,说到底是这么一个事:一个制度如果只靠报表来运转,报表上什么都有,报表外什么都没有,那它到底是在建设还是在演戏。苏联演了几十年,演员自己都信了。等到要谢幕的时候才发现,台下的观众早就走光了。
莫斯科阿尔巴特街拐角有一家老食品店,门面不大,窗户上常年贴着白纸,看不清里面卖什么。路过的人偶尔会停下往里瞅一眼,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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